红顶巨贾霍英东:第一桶金来自抗美援朝

　　1964年对霍英东来说，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年份。那一年，他以香港观礼团副团长的身份，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建国15周年国庆招待会。他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也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多年之后，霍英东仍然时常对他的家人提起那次会面。而事实上，他也一直珍藏着那次招待会的请柬，请柬上有毛泽东等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落款。

　　回到香港后，次年6月，他即发起成立了“香港地产建设商会”，而且“完全没有争议”，“大家都支持”他担任首届会长。商会的会员包括了香港房地产业界几乎所有中坚力量。

　　据新华社驻香港分社人士向《霍英东全传》的作者冷夏透露，20世纪70年代初，霍英东几乎每月都会邀请商会的主要会员李嘉诚、何鸿 、李兆基等到他家吃饭，而他的另一位重要客人，恰是新华社香港分社当时的社长梁威林。

　　“大家无所不谈，谈的比较多的就是国内的情况和香港的前途。”冷夏在《霍英东全传》中引用该人士的话说，“在我们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霍英东)帮我们打开局面。”

　　其实，早在朝鲜战争时期，霍英东就上了美国情报机构和港英当局的“黑名单”，只不过在他的经济实力还有限时，港英当局只把他看作一个“一般的违法分子”。但当他的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时，他受到了重大的压力。

　　1965年，香港房地产业日趋萧条，港英当局推出了海军船坞地皮试图救市。但当只有霍英东一人投标时，当局突然选择了收回地皮。

　　事实上，类似的事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1956年霍英东的楼盘“蟾宫大厦”热卖时，“霍英东战时走私，港府要将其递解出境”的流言突然传遍港九，引发买家恐慌。霍英东的“立信置业”不得不在报纸上刊登“重要启事”，声明“近有无耻之徒散播谰言”。

　　“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利益，霍英东一方面尽量改善与港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与内地接触，建立友好的关系。”《霍英东全传》一书中写道，“但是，他与内地接触，总免不了会顾虑重重，……只好小心翼翼、谨小慎微。”

　　第一次赴北京，霍英东选择了绕道澳门。曾有人认为，他是为了避人耳目，不想被港府知道，以免被贴上“亲共”的标签。

　　然而有些事情，他躲不开。内地声势浩大的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影响了香港和澳门。港澳“左”派发动的工潮、游行，不幸引发了流血事件。面对这一切，霍英东选择了暂时离开香港。

　　不过，即便他在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地游历半年，当霍英东回到香港，首先面对的依然是港英当局的刁难。

　　1967年，霍英东旗下的“星光行”恢复招租，其中一个较大的租户是经营中国艺术品的中资背景的“中艺公司” 。在中英关系陷入低潮时，这份租约给他带来的是美英的“政治迫害”。美国驻港领事馆禁止“星光行”的租户买卖美国商品，而香港电话公司拒绝为“星光行”驳通电话。

　　最后，市值超过30亿港币的“星光行”，霍英东只得以不到4000万港币的价格出售给了英资的“置地公司”，并从此淡出房地产市场。

　　“港英当局的歧视，困扰着霍英东的后半生，他变得沉默寡言，处事低调;对一些商业活动的选择和决策，未必只是从经济利益出发，可能还考虑经济利益以外的其他效应，没完没了地承建工程，可能就是这样的商业决定。”《霍英东全传》这样写道。

　　“很少人像他牺牲那么大，生活上的磨练那么多。”霍英东多年的好友何铭思说。

　　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霍英东始在香港经营“东方石油公司”，售卖在中国内地出产的石油产品。

　　与此同时，整个1970年代，恢复中国在国际体坛的应有地位，成为霍英东的主要战场。中国在亚洲14个单项体育组织中攻城拔寨，霍英东先生就是开路先锋。在谈判与斗争中，既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同时允许台湾以中国地方名义入会，就是霍先生提出来的，并最终成为解决中国席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