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与纳粹 性暴行和人体试验对比

　　党认为：从纯洁雅利安种族的需要出发，世界上最危险、最可怕的事情就是种族间的不负责任的混交，德国妇女只要同犹太男子发生一次性关系，她的后代就会全部退化为杂种。因此，纳粹的理论家告诉德国的医生护士，他们的首要任务并不是为病人解除病痛，而是维护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因此医务人员中的忠实党员应当不遗余力地完成四大任务：一是确保种族卫生，限制和缩小犹太人和其他各种劣等民族的生存空间和活动能力，最终使用医药手段从肉体上消灭他们;二是研究各种科学高效的杀人手段，尽快推进“最后解决”;三是对那些眼下需要他们做苦役的犹太人和苏军战俘、异族劳工，必须实施强制绝育，确保他们不致玷污德意志民族血统的纯洁。四是利用犹太人、茨冈和斯拉夫人进行新技术、新疗法、新手术、新药品的实验，哪怕这些劣等种族在试验中死去。

　　医生与科学家进行的活人试验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服务于种族卫生的医学试验。绝育即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30年代以来，纳粹政权将绝育作为一种国策加以推行，实施在那些被认为患有难以治愈的重病人群身上。而在战争期间，被纳粹政权认为不允许繁殖的种族--犹太人、吉普赛人和斯拉夫人，在被其占领的领土上为数众多，使用传统的绝育方法对付他们，既昂贵又无效率。因此，党卫军司令官希姆莱下令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以求发现一种快速进行绝育同时又使受害者难以觉察的方法。国际知名的妇产科专家、党卫军少将卡尔·克劳贝格致信希姆莱，称他可以通过将一种名叫贝母制剂的化学物质注人子宫的手段达到使大批妇女简便地被进行绝育的目的。由于宫内注射往往是常规妇科检查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使偷换注射液的种类，受害妇女也不易感觉。这样，一个医生带领10名助手，在一日内即可给至少1000名妇女作完绝育手术。元首府办公厅负责人维克托·布拉克则向希姆莱推荐另一名研究绝育新方法的医生霍斯特·舒曼。他使用爱克司光照射的办法对大批男性进行绝育，后来又把妇女也作为绝育对象。这两名专家均先后在奥斯维辛和拉芬斯布吕克集中营对数以千计的男女囚犯进行了反复试验，导致他们丧失生育能力、伤残甚至死亡。着名的纳粹医生，号称“死亡之神”的门格尔等人也使用注射新制剂的办法，对女囚进行绝育试验。除上述两个集中营外，布亨瓦尔特、达豪、毛特豪森、弗洛森堡、纳茨维勒和贝尔森等集中营的纳粹医生和科学家也利用男女囚犯进行各种方法的绝育试验。尽管绝育试验造成男女囚犯大量伤亡，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舒曼的方法首先宣告受挫，但没有一个纳粹医生和科学家停止绝育试验，一直于到第三帝国覆灭。限制非优等种族的人口增长，是纳粹党征服欧洲庞大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如果第三帝国再延续几年，斯拉夫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等都将成为大规模绝育受害者。同时，纳粹医生们进行的绝育试验也是为纳粹德国的化工与制药垄断财团牟利服务的。直至德国战败，纳粹的人类绝育实验暴行才告终结。

　　另一名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医生科尼，虽然是医学系毕业，却并非妇产科专业出身，但他又有掌握人工流产技术的强烈愿望。于是，那些女囚中的孕妇就成了他练手的绝好试验品。1943年6 月，他在挑选一批从波兰克拉科夫来的犹太人时，发现了68个孕妇。这真使他喜出望外。他马上安排她们住进医院，从当天起“奋战”一周，使用不同的方法，给她们全部实施了人工流产，促使她们过早地产下婴儿。对于婴儿，他却没有多大兴趣，很快就交给了党卫军护士们，听任她们给婴儿注射毒剂。他更感兴趣的是截取囚犯们的肢体，摘除她们的器官。这样，来到奥斯维辛一年多，他已经学会了做胃切除、肾切除、子宫切除和卵巢摘除等难度较大的外科手术;付出的代价自然是由囚犯们承担，几十人死于他那不够成熟的手术。他还多次配合门格尔，给年轻的犹太女囚做惨无人道的电击疗法，毫无任何意义地把她们弄死，他们的做法对解决任何医学难题根本没有任何推进作用。

　　另外，徳军为了进行冻僵的人体快速复苏的试验，还强迫苏军男女战俘性交，由他们在一旁观察。总之，徳军为了自己的需要，大量地实行过。他们对待俘虏和犹太人等如动物一般毫无人性。

　　德军的虽然也是极其地野蛮，但他们有一个规律，这就是相比之下其规模比的规模要小些，大都在集中营内发生，影响相对弱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