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为何特赦被关押的400多名高级战犯

　　杜聿明将军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

　　杜聿明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致礼还活着，他更没有想到女儿后来嫁给了杨振宁博士。

　　功 德 林 阳 光“特赦”的酝酿过程

　　1965年7月20日正午，骄阳照在沉雄的机场上空，一片白光亮得让人睁不开眼。410号专机缓缓停在跑道上。当李宗仁走下机舱时，他看到了涌动的欢迎人群。周恩来身边站了一大批国家及各部门领导人、民主党派负责人及著名民主人士。李宗仁百感交集，两行热泪不由夺眶而出。最使李宗仁始料不及的是，上前来与他一一握手的竟有他的旧部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廖耀湘等，虽然在海外他也曾看到中共释放战犯的报道，他误以为这只是一种宣传，即使释放，这些旧时的罪人还不早就销声匿迹，或者去了香港台湾，最好的结局也不过贬为平民百姓，颐养天年。共产党的监狱总不是天堂吧，十来年下来，不死也该瘦一圈了……可是他们不但活得壮壮实实，而且同各方名人知士平起平坐，竟重现出当年的风采!

　　周恩来、彭真等在机场迎接李宗仁先生归来。思绪波澜起伏间，周恩来将一位瘦小个子、戴眼镜的人物推至李宗仁面前，李宗仁似曾相识：这不是末代皇帝么?他怎么也来了?周恩来在一旁笑着介绍：“溥仪先生新生了。你看他五十多岁了，不像吧?”

　　李宗仁话似哽咽：“不像，不像……”

　　以后的岁月里，李宗仁每言及此，都要感叹一番：“纵观上下几十年，纵横五大洲，历史上在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政权能够这样?不但把一位末代皇帝保存周恩来到机场欢迎李宗仁归来下来，改造成了新人;而且末代的总统也万里来归。这只有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新中国才能做到!”

　　和溥仪一样关押在监狱里的战犯们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呢?

　　周恩来又花费了怎样的心血?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量国民党战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到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已经不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用了“将来”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一个工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已经6年到7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经成为过去，又经过6年到7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渣滓洞”等处弥漫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戾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小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在此事上也很慎重。他的顾虑来自人民：“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放早了，老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见《党的文献》廖心文：《周恩来与特赦战犯》)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再生之狱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造成监狱，军阀时期，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在中共党历史上，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对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白区的上海，党中央曾经成立特科，令特务与叛徒们闻风丧胆。相对而言，根据地的反特肃奸斗争就鲜为人知。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边区保安处领导保卫人员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反特大戏。

　　边区保安处“拓荒”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边区保安处处长一直由周兴担任，担任副处长的有杜理卿、谭政文、刘海滨、刘秉温、赵苍璧、李启明、李甫山等人。

　　边区保安处成立之初，完全是一穷二白，缺乏干部，没有情报资料，就连办公用房都没有。但是这一切困难一点也难不倒这些经历过长征的老战士，他们自己动手，在延安棉土沟开挖了十余孔窑洞，基本解决了办公生活用房的问题。

　　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边区保安处设有保卫部、地方部、检察部等机构，下辖各县保安科。为了加强地方保安工作，1941 年底，在边区保安处之下又设立四个保安分处——关中、陇东、三边、绥德分处，相当于地区机关。后来又成立延属分区，形成五大分区的布局。保安处统辖边区的警察力量，各县有一个排至一个连的武装(称警卫队、治安队或特务队)，保安处直辖保安团。

　　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从陕甘宁边区保卫处、检查处等部门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建延安市公安局管辖的延安市警察队，加强了延安城的卫戍力量。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连毛泽东都穿补丁裤子。但延安警察却有自己的黑色制服，甚至还有神气的骑兵队。保安系统有从边区保安团到县保安队的武装力量，还有自己的秘密情报系统、自己的电台。边区县首长的待遇是骑马，书记、县长以外，惟有保安科科长有一匹。这种特殊地位，人称“三驾马车”。出入边区的“护照”上，都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保安处在凤凰山下安营扎寨，机关、保卫团营房占据了大半城区，一直延伸到山麓的窑洞看守所。一次，周恩来碰到周兴，笑呵呵地喊:“周半城!”周兴“周半城”的美名，从此名扬延安。

　　除专门的保卫机关外，边区还成立人民自愿协助政府进行锄奸保卫工作的群众团体“锄奸委员会”，同时作为乡政权对群众锄奸工作的领导机构。除了公开的保卫组织之外，保卫系统还在各乡村、街道、工厂、学校、合作社、机关、团体、部队，设立秘密的“工作网”，作为保卫机关的“耳目”，这就使得敌特的渗透困难重重。

　　周恩来遇袭事件，令党中央和毛泽东大为震惊

　　作为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处长，周兴兼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和延安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对延安乃至整个边区的安全负有重要责任。他尽心尽力，领导保安处上下，维护边区社会秩序，保护党中央的安全。但是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周恩来遇袭事件的发生，就让周兴深感自责。

　　1937年4月，周恩来计划去西安谈判，为他预备的卡车在延安城南门外停了几天。敌人在延安布置了一些耳目，南门附近的坐探冯长斗发现卡车将出动，就报告了活动在南线的政治土匪。从延安去西安，必经我方控制的延安县地面和国民党控制的宜川、甘泉地面。在敌我交界的一带地区，活跃着一股政治土匪，他们对边区安全破坏极大。这里的土匪有明暗两路。明的，由哥老会大爷李青伍等率领;暗的，是由当地土豪绅姬延寿率领的80多人枪的民团，实际上也是一股土匪力量。国民党甘泉县党部直接操纵明暗两股武装，这些土匪地形熟悉，消息灵通，武器装备也好，专门破坏我边区安全。

　　25日早晨，周恩来与张云逸率副官陈友才等由保卫局特务队一个班护送，共25人乘敞篷卡车从延安出发。本来，周兴对这次出行的保卫作了周密的布置，派特务队一个排，乘三辆卡车护卫。由于出发时周恩来临时有事，就派两个班乘两辆卡车先行了。这样，周恩来单车出行，护卫人员只剩三分之一。

　　延安与甘泉的交界处有座山叫劳山，这里森林茂盛，比较隐蔽。当周恩来乘坐的卡车刚刚驶到这里，就遭到土匪的突然袭击。我方牺牲很大，陈友才和警卫排长陈国桥率领战士拼命掩护周恩来等顺西面山沟转移。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4人徒步回到延安城外的三十里铺，在政治保卫局检查站将情况报告党中央。毛泽东心急如焚，他给中央警卫团长黄霖下了道死命令:“什么也不要顾虑，无论如何要把周副主席救回来!”周兴也立即命令延安市公安局派出特务队骑兵排出发营救。

　　劳山事件震动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边区政府急令剿匪，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为了加强延安城的治安力量，1937年8 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保安司令部，统一指挥陕甘宁地方部队和自卫军。8月15日，保安司令部成立，高岗任司令员，周兴任副司令员，谭希林任参谋长。

　　同时，为了加强对情报、保卫工作的领导，党中央也成立了专门的领导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对外称“敌区工作委员会 ”，统管全党的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任主任、张浩任副主任。不久，周恩来去国统区谈判，又由康生接任主任，潘汉年任副主任。1938年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下设三个部:战区部，部长杜理卿(又名许建国);城市部，部长潘汉年、副部长汪金祥;干部部，部长陈刚。后又成立“中央保卫部”，由杜理卿任部长。

　　1939 年2月18日，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被撤销，中共中央新组建了中央社会部(又称中央情报部)，负责领导全党各根据地和边区的保卫和情报工作，康生任部长，王稼祥、叶剑英、李克农任副部长，后来孔原、潘汉年也担任副部长。中央社会部的机构十分精干，下设两部一室一处:第一部(侦察)，部长杜理卿;第二部(情报)，部长潘汉年、孔原、曾希圣;办公室和秘书处。中央社会部及地方各级社会部的成立，结束了以往情报、保卫工作分散、缺乏完整统一的系统的局面，提高了工作效率。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是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既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社会部，又是边区政府的一个部门，同时接受西北局与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

　　日特、中统、军统三股势力都把魔掌伸向了延安

　　在向陕甘宁边区渗透的敌对势力中，有日本特务，也有国民党特务。

　　日本特务机关的主要活动方式是收买中国人，混入边区做间谍，其中有高级间谍，也有低级侦探。1941年冬，一对夫妻从敌占区来到延安枣园，受到中央社会部的接待。

　　男子张帆是个知识分子，女子田某是个工人，他们原本是苏军情报组的间谍。苏军试图在日军后方建立情报网，要求中共方面提供人选，协助培训外派。这对夫妻经过苏方培训后，派到敌占区沈阳工作。一天，中社部秘书王初在值班的时候接到《解放日报》寄给中社部一室主任汪金祥的一封信，把张帆投寄的诗稿退回。

　　王初发现，张帆短诗的内容不过是“我已经到了西北高原，遥望大兴安岭……”之类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内容。几天后，中社部又连续三次收到《解放日报》的退稿，内容基本相似。大家觉得很是蹊跷，于是，中社部派人着手开始调查。从延安到国统区到沦陷区，中社部都建有秘密交通线。中社部沿着这对夫妻的路线查问各个交通站，回电都说，这对夫妻抵达后，就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或是一首短诗。发表文章并不奇怪，但是每到一处都如此操作，就像是在通报自己的行程。中社部又询问沈阳秘密党组织，得知这二人返回延安并未经过领导同意，实属擅自行动。

　　中社部迅速将这对夫妇控制起来，汪金祥和中社部二室治安科长陈龙负责审讯。原来，这二人奉苏军情报组之命到沈阳做情报工作，在杂货店里隐藏无线电台，不料，在发报时被日军发现被捕。日军早想派人打入延安，苦于沿途根据地群众锄奸组织严密，难以实现。现在捉到他们，就决心为己所用。日本特务机关要求他们到延安后长期潜伏，一般不搞组织联络。为了通报情况，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中社部立即将张帆逮捕，田某坦白后被送到陕北公学学习，后来还入了党。

　　总的来说，日本特务在延安的活动比较弱，潜入延安的特务主要是国民党特务。

　　1938年4月，一个来自国统区的教授访问团来到了延安。访问团中有一位叫萧致平的教授，还带了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教授访问团一行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日军政大学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情况。他们还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访问结束后，沈辉要求留在延安参加革命，得到批准，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边区保安处对他进行了严格的审查，保安处副处长王范发现自称是河南人的沈辉却是浙江口音，但是并未发现其明显的破绽。

　　其实，这个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陕西工作站的特务。他是浙江仙居县人，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自学过俄语，精通英语，枪法也很准，很受戴笠器重。抗战初期，沈之岳在上海、杭州两地曾诱杀过七八名共产党员。戴笠曾希望派军统陕西工作站站长毛人凤潜入延安刺杀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毛人凤认为希望不大，没有答应。沈之岳向毛人凤主动请缨潜入延安，力争刺杀行动成功，让毛人凤喜出望外。为了能够进入延安，沈之岳特地“认真”学习了几本马列著作，能够讲一通“革命理论”，装扮成“进步青年”模样。沈之岳为了保护自己，到延安后迟迟不敢与同伙接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没有敢走近毛泽东居住的枣园和中央机关驻地杨家岭。

　　一天，沈之岳在窑洞前一棵老榆树下发现了同伙送的暗号。随后，他又发现了一张烟盒纸，上面用暗语告诉他，翌日中午到甘泉县杜甫祠堂见面。看完，他立即烧掉纸条。沈之岳颇为狡猾，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不去贸然接头，并中断了与同伙的联络。

　　为肃清陕甘宁边区的敌特组织，周兴他们决心拔出安插在边区的“钉子”。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他们发现延安城外的麻家铺有个已还俗的僧人行踪可疑，常不定期地与一名叫谢仁义的小杂货店老板接头。谢仁义则不定期去七里铺乡镇小学，与一个姓张的小学校长接头。为了不打草惊蛇，周兴与王范派出保卫人员对其暗中监视布控。同时，李克农也转告边区保安处，中央军委的电台曾两次截获发自延安城外的可疑电波信号;而绥德县的一个天主教堂附近已测出有敌特的秘密电台在活动。保安处据此分析，敌特很可能在策划一起重大破坏行动，甚至是武装暴乱。

　　党中央要求边区保安处密切注视敌特动向，把握好动手的时机。王范立即带人前往延安郊区，逮捕了谢仁义和小学校长等7名特务，击毙拒捕的还俗僧人。经过审讯，王范得知特务们与延安城外一股地主武装联合起来，准备策划破坏延安通往绥德的公路，并阴谋伏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一行;他们还计划潜往枣园、杨家岭等地，向毛泽东与中共中央驻地的几口水井投毒，以暗杀中央领导人。已被捕的国民党延长县县长周景龙还供认，军统已派了一名杀手潜入延安，计划杀害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但此人迟迟没有动静，不知是出了什么差错。

　　周兴、王范立即采取了果断措施，将边区的特务一网打尽。破案之后，党中央、西北局先后对周兴、王范予以表彰和奖励。在这次锄歼行动中，只有沈之岳因主动中断与其他特务的联系而逃跑。1964年，在蒋经国的极力推荐下，沈之岳担任国民党“调查局”局长。1990年，沈之岳因患肾病曾到北京治疗，1995年在台湾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