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史研究：“古调”如何“新弹”

　　古调有新意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在学术氛围日益宽松与文献资料不断解密的情况下，已经成为“显学”。一些学者放弃以理论、方法为先导，或“观念先行”的研究方法，而是本着“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语)的原则，完全利用新资料进行实证研究、个案研究，提出学术见解(参见陈红民《回顾与展望：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安徽史学》2010年第1期)。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曾业英教授新著《古调新弹：民国史事及其他》的出版，正是对民国史研究这一现状的一种诠释。

　　曾业英教授是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拓荒者之一，自1963年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历经50个寒暑，辛勤耕耘，其间虽历经数次波折，矢志未移。如他所言，来到近代史研究所后，先是下乡“劳动实习”，继而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年复一年，无休无止。“思想改造”成了必修的主课，本职读书研究反倒成了可有可无的业余选修课。1978年后，曾教授才有机会真正潜心从事民国史研究，最初从辛亥革命着手，后转向北洋军阀史，进而着重研究早期南京国民政府及日伪统治下的华北沦陷区的历史。其目标是通过史料辨析，以还原历史真相。该书编选的37篇文章，是曾教授多年来研究成果之一部分。全书共分为四部分，按照民初的政党社团、民国人物、民国史实考辨及相关评论而构成。作者定书名为“古调”，虽未释题，实则含其研究主题与宗旨。

　　其一，该书论题在民国史领域相对较“古”。目前，民国史研究最热的领域是蒋介石研究，一些学者甚至已经将视野拓展到了台湾时期的蒋介石研究。而该书所选文章的研究重点多为抗战之前的民国史。譬如，作者关注到民国初年光怪陆离的政党政治，如民初的中国社会党、自由党、民宪党、民主党、公民急进党等政党的来龙去脉，特别关注到上述政党与马克思之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之间的关系。作者从中国社会党的实践研究着手，提出“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得到广泛的传播不是偶然的，应该说，和前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党的反面教育也是分不开的”。作者探讨自由党与民宪党的解散问题时，认为这些政党不得不迫于袁世凯的压力，是其政党软弱性的最佳表现。在人物研究方面，作者关注的是诸如章太炎、蔡锷等早期革命者。

　　其二，文章发表时间大多相对较“古”。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作者利用此前长期积累的资料，开始在《近代史研究》、《历史研究》等刊物发表相关研究文章。该书收录的论文中，除一些评论性、访谈、研究方法等文章外，大多成文相对较早。

　　蔡锷与小凤仙

　　然而，这些“古调”，在今天读来，新意却不少。

　　其一，注重史学考证辨伪。早期的研究者，很少能避免受传统革命史观的制约与影响，在论文中多不经意陷入敌我分明的革命话语体系。然而，作者从研究伊始，即尽量摒弃传统革命史观的影响，而是秉着对史料进行细致的考证辨伪，有几分资料说几分话的原则，这正是历史研究的生命力保持长久不衰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作者的研究领域，几乎成为封刀之作，此后鲜见有超越其研究水准的作品问世。

　　其二，作者在选取研究对象上，并未着眼于民国时期的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汪精卫等显赫人物的研究，主要关注相对次要的民国人物，尤其是体现在蔡锷的相关研究中。该书的发表，正好可以成为目前蒋介石、汪精卫等诸多民国人物研究的重要补充。

　　其三，研究视角与结论新颖。譬如，作者在对蔡锷的研究中，并非描述或升华蔡锷的革命精神等宏大叙事方式，而是从微观入手，或还原蔡锷的经历，或辨析具体事件的时间。比如，蔡锷的同盟会会籍问题、蔡锷与《清议报》问题、蔡锷与国际公法问题等等。作者认为：一，蔡锷是同盟会外围组织兴汉会的成员，而非同盟会会员。二，蔡锷虽然是护国战争的主要发动者和领导者，并非“杰出的革命家”，仍属梁启超的改良派。三，蔡锷在拥护袁世凯方面的态度是相对模糊的，1913年蔡锷并未支持“二次革命”，是拥袁派，但他本人并不拥护袁做皇帝，并非袁的死党。在《蔡锷与二次革命》一文中，通过对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态度与观念转变进行的细致考辨，作者指出：“因蔡锷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而否定其历史地位固然不当；但离开历史实际，不适当地拔高其形象，夸大其历史作用，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古调”如何“新弹”，或以何种方式新弹，体现了作者试图展示给读者的重要意图：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实考证的优良传统。

　　作者始终注意史料的辨伪与史实考证，客观公正地探讨历史事件与人物，是古调能够“弹出”新意的关键。比如，蔡锷与小凤仙这位风尘女子的关系，是否符合美女爱英雄的传统逻辑？小凤仙是“名妓”、“侠妓”吗？蔡锷与小凤仙“相恋”吗？小凤仙“主动助蔡”出京了吗？蔡锷京津脱险的真相是什么？如何评价此时的小凤仙？果真是“美女”与“英雄”之间的关系吗？

　　作者通过考证，揭开了一个个谜团。原来，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并不表示他对小凤仙存在什么‘恋情’，只是他反袁称帝谋略中的一个环节而已。”“小凤仙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风尘女子，非国色天香，也无过人智慧，既不是什么名妓，也不是什么侠妓。”

　　既然小凤仙并非一个名妓，何以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成为一个多姿多彩的话题？作者进一步指出，“从学术研究而言，根本原因还是忽视了史料辨伪和史实考证这一历史研究的核心和基础工作。”由小凤仙这样一位下层女子的选题，反映出“后现代”理论影响下的所谓“新文化史”，甚至涉及到史料的可信度问题，“各方皆在自觉不自觉中，抛弃史学界长期形成和遵奉的实证原则，忽视历史研究首重史料辨伪和史实考证的优良传统”。虽然“史料不客观，不真实的情况的确存在……也只能是研究者更加努力搜求史料、考辨史实，追求史学主流价值的动力，而不能成为无视史料的重要性或颠覆史学主流价值的理由”。

　　史料辨伪和史实考证

　　在如何考证史料问题上，作者进一步指出“探源法”、“证实法”、“正误法”、“旁证法”。作者指出，在当代史学界，研究者自然不能随意依赖西方史学理论，如何重视和辨析史料，考证史实，应引起中国史学界的重视。

　　通过对蔡锷与小凤仙的交往研究，以说明史料辨伪的价值，或许还难以全面阐释该书“新弹”之所在。为此，作者又选取了《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这个问题，阐释蒋在1929年讨桂战争爆发前始终坚持后发制人，为其武力讨桂赢得了部分时间和人心。从其在战争过程中的策略运用、战略战术等方面的运用，试图说明蒋除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外，善于运用军事谋略也是他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之所以得出强有力的结论，正是因为作者具有史料辨伪上的扎实根基。

　　曾业英教授在写《论1928年的东北易帜》时，同样注重了对史料辨伪的方法与视角。基于一个众所周知事件的历史问题，作者并没有对该事件本身进行评价，而是探究该事件发生的具体过程，并用大量篇幅揭示张学良内心世界的隐秘、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与利益争夺等诸多问题。譬如，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过程中，借此向蒋介石及世人表示：他现在已经是东三省说话算数的“整个”领袖，即统一领袖，不是可以随便轻视的。蒋介石早就摸清了张学良的心态，所以历来都很照顾张的面子。东北易帜过程之曲折，更非诸多认为张学良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的研究者所能想见，必须知道，张在其间是受到奉系军事集团的群体利益影响的。蒋介石“自知得罪日本不起，要想解决东三省问题，便不能不寻求张学良的合作，于是他们之间有了相互依赖的一面”。在张、蒋、日三者之间的权衡中，张学良以弱势之方，与蒋较劲。其一再延期易帜，给蒋介石和他本人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压力。蒋介石作出了很大让步，才促成张东北易帜的。蒋介石认为，热河落入冯、阎、白等人，还不如留在张学良治下更为安全可靠。通过辨伪，该书作者认为，张学良是这次中日两国三方角逐中的最大赢家。张学良宣布易帜时间的一再推延，那就是“藉统一运动，以巩固个人地盘与权力。”

　　曾业英教授的研究成果大多成文较早，因受时代的局限，未能广泛利用口述资料、日记、回忆录以及相继开放的各种档案等文献资料。在新史料成为宠儿的今天，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下，诸多民国史研究者不惜重金，往返劳顿于世界各地，孜孜以求，秉承的仍是“史料辨伪和史实考证的优良传统”。可以想见，民国史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必将进一步展开，越来越多的“古调新弹”成果也必将出现。

　　□刘大禹(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