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诸葛亮北伐真相：一台争权夺利的好戏

延熙五年，刘禅召庲降都督马忠入朝。同年，马忠前往汉中，面见蒋琬，传达刘禅的诏旨。回来之后，刘禅立即加拜马忠为镇南大将军。传达了一次诏书就加官升爵，刘禅扶植马忠的意思是很明显的。也是同年，蒋琬令姜维率领一支偏军回撤到涪县，以防成都生变。将汉中之事安排好了之后，次年，蒋琬自己也率军回撤到了涪县。对于这次动作，蒋琬对外宣称其目的在于“东伐”。刘禅对蒋琬率军回驻涪县甚为反感，于是借机发难，大造“东伐”不可行的舆论，意图逼迫蒋琬回到汉中。蒋琬不得不承认“东伐”的不现实（这是个草草寻找的借口），于是取消“东伐计划”，将姜维打发回汉中去负责北伐事宜，自己继续赖在涪县，不再挪窝，直到去世。

这就是蒋琬那场别出心裁、独辟蹊径的“东伐”背后的真相。

姜维的另类史

延熙十六年正月新春佳节，蜀汉政权第三任执政者费祎在其驻地汉寿（即葭萌关，位于今天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境内）刘备将其更名为汉寿，与关羽的汉寿亭侯中的汉寿异地同名）举行“岁首大会”，大宴群臣，同僚共欢。席间费祎“欢饮沈醉”，不意被出席宴会的一个叫郭循的人“手刃”刺杀，当场身亡。

对于蜀汉政权而言，费祎之死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自诸葛亮频繁北伐耗空国力之后，蒋琬当政13年，费祎当政六年，均未再大规模地对魏用兵，蜀汉政权获得了一段相当难得的休养生息之机。费祎死后，姜维当政的前五年，岁岁兴军，年年用兵，刚刚积蓄起来的有限的一点国力又被瞬间耗空。可以这么讲，费祎之死，意味着蜀汉政权内部鸽派势力的下台和鹰派势力的登场。虽然不能偏执地将亡国之责加在姜维的穷兵黩武上面，但是姜维执政后的频频北伐，的确加速了蜀汉政权的灭亡，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令人疑惑的是：郭循为什么要刺杀费祎？

郭循并非蜀人，而是魏国凉州西平人。一次蜀军寇掠西平，郭循作为战利品被带回了蜀国。所以史书对他的身份的定位是“魏降人”。对于郭循此举，曹魏方面下达过一份诏书予以褒奖，并且恩及其留在魏国的后人。诏书是这么说的：“已故中郎西平人郭修（即郭循），品行高尚，百折不回。之前蜀将姜维寇掠西平郡，郭修遭到掳略……郭修于大庭广众之下刺杀费祎，其勇超过聂政，其功胜于介子，真可谓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人。追加褒奖和恩宠，是为了表扬忠义之士；赏赐爵禄延及后嗣，是为了奖劝将来之人。特下诏追封郭修为长乐乡侯，食邑千户，追谥为威侯；令其子袭爵，再加拜为奉车都尉；赐银千两，绢千匹，以光荣恩宠存者与亡魂，使其永垂后世。”

乍然读来，似乎郭循受到了曹魏方面的指使。其实不然，最明显的证据就是：郭循刺杀费祎是在正月，而曹魏方面下诏褒奖却是在八月。蜀汉执政者的死讯属于当时的重大“国际事件”，曹魏方面应该很快就得到了消息，不可能8个月之后才知晓。倘若郭循是曹魏方面派来的刺客，费祎死讯一到，曹魏方面的褒奖诏书就应该随即下达，不可能拖延半年之久。

实际上，对于费祎之死背后的谜底，陈寿虽未明言，但却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丝线索。在其亲笔一字一句撰写的《蜀书·姜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姜）维自以练西方风俗，兼负其才武，欲诱诸羌、胡以为羽翼，谓自陇以西可断而有也。每欲兴军大举，费祎常裁制不从，与其兵不过万人。”“十六年春，祎卒。夏，维率数万人出……”

姜维在费祎的制裁下郁郁不得志，率万人也不能。费祎刚死，姜维就如鸟出笼、如虎进山，率军大出。这种前后对比带着强烈的含沙射影的意味，很容易让人将费祎之死和姜维联系起来，但又并不能切实证明姜维和费祎之死有关系。自来史家撰史，最忌讳这种容易引人误解、模棱两可的笔法。如果确有其事，不妨直书；倘若并无其事或者仅仅心存疑惑，则不妨略过。陈寿素有良史之名，他如此记载，必有原因。

原因其实很简单，两个字：回护。陈寿必须替姜维回护。

我们考察陈寿的生平，结果发现：仕蜀期间，陈寿曾经担任过卫将军主簿之职（《晋书·陈寿传》）。卫将军之职历来仅设员一人，属第二品，位亚三司。蜀国设立此职始于刘禅延熙十年（247年），姜维首任，至延熙十九年姜维升任大将军为止。此后缺员四年，景耀四年（263年），复授诸葛瞻此职。

充分的证据表明，陈寿所担任的是卫将军姜维的主簿，而非诸葛瞻。第一，据《晋书·陈寿传》记载，诸葛瞻一向轻视陈寿，不可能征辟陈寿做自己的主簿；第二，景耀年间黄皓专权已久，“大臣皆曲意附之，寿独不为之屈，由是屡被谴黜”，陈寿仕蜀的最高官职是六品黄门侍郎，若其景耀四年尚为八品卫将军主簿，是不可能在此期间升至六品的，相反，他会遭到黄皓的打击而贬官；第三，陈寿在做了卫将军主簿之后，又担任过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等职，景耀四年距离蜀汉灭亡仅仅两年，陈寿怎么可能仕途得意、连续3次升迁呢？

“故吏”对于“旧主”的感恩和忠诚，这在当时是一种被世人普遍认可和推崇的社会道德。臧洪身为张超的“故吏”，不惜为之去死；蔡邕身为董卓的“故吏”，也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其死大哭一场，最终也搭上了自己的性命。如此我们就更加清楚了：身为姜维“故吏”的陈寿，自然没有任何理由诬蔑姜维；相反，对于《姜维传》，陈寿必然较其他传记要更为用心地去撰写。所以，在《姜维传》中出现上述这么一段含沙射影的记载，绝非偶然，必有深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