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对公平最担心的可能是综合素质评价、自主评价、免试招生等等，但是改革方案中还有一些和这些无关，而且更容易实行。
比如，考试科目的改革，我们设计把试卷从两套改为多套，它的针对性更强，这样也可以解放很多人，实际上还是有很多非常便捷有效的措施可以做，综合评价那些可以稍后进行。
素质评价是我们的目标模式，毫无疑问也是理想模式，但要在中国实现素质评价非常困难。今后相当长时间内，我们主要能做的还是积累经验，尤其是通过中考积累这方面经验。
我个人认为这是所有高考改革中最后才加以考虑的一项。在中国现有的道德环境下，简单施行素质评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但作为理想状态而言，素质评价显然又是合理的。要具体落实到操作层面，就要等到中国诚信环境、道德环境非常完善的时候，需要多少年谁也不知道，这也是改革最难的部分。
本报记者：现在还处于改革酝酿阶段？
杨：这些年来，我们也在进行零碎的调整和改善，但是并没有提出一个整体的改革方案，或者缺乏一个清晰的目标模式，但我们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有一个目标模式，我们不要求一天达到，可以用10年、15年进行，但是有和没有是不一样的，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就知道一步步去接近目标，但是如果没有，那就是有了就改，没有了不想改。
本报记者：中国的改革模式您觉得可能会是什么样的模式？
杨：我们的方案里提到了这个目标模式，这个目标，我想所有的人，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所见略同，那就是美国的模式，就是统一的学习能力考试加上高考自主招生，因为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基数，那么多考生，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化考试是不可取的，高考可以选择，就像美国高校，要求某一个统一的考试达到某一个程度就够了，有的学科有特别要求的可以增加考试的门类，各个学校可以提出不同的考试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