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杨东平看来，“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除了向地方赋权、向高校赋权外，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向学生赋权。”他说，必须恢复学生对高校的选择权，具体做法是，同一批次高校同步录取，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从高校的单向选择变为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
尽管民间对于高考制度改革的争议不断，改革的呼声却也日益被重复和放大。在谈到这个改革方案出台的真正目的时，杨东平说，并没有过多希望它能够立刻被实际采纳或应用，但作为民间的一种态度和一种推动力量，至少它对于有关部门来说具有潜在的“激励”和“推动”作用，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很有意义了。
他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全国高考的平均录取率已经达到55%以上，大城市达到了70%以上，高等教育的供求关系已经相当宽松。
对话杨东平
如何保证改革的公平？
本报记者：对于高考改革步子的快慢问题，是不是一直有些争议，教育部门的态度如何？
杨：从教育主管部门的态度看，他们更为稳健一些，总是强调高考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牵一发而动全身，众口难调，每一项具体的改革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们的态度在我看来过于谨慎，有不同的声音是自然的，因为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利益。但是不能因为有不同声音就停滞不前，可以通过公开讨论，征集方案，通过改革在前进过程中解决遇到的问题，而不是止步不前。
本报记者：这次推出的这个改革基本方案，是否是一个制度设计方面的尝试？
杨：大家对高考附加的东西太多了，高考本来就是个单一的制度，全社会重视的程度越高，其所附加的东西越多，青少年和家长的压力就越大，呼吁改革就是要恢复它的本身，它就是一个学校的选拔制度。现在，高考的供求关系已经非常宽松，如果我们的制度设计比较好，可以进一步降低一次性高考给人们的阴影，如果有更多的机会，就会改善一考定终身的情况，确实需要一定的制度来淡化它的社会效应。
本报记者：在您的方案中有很多改革制度，涉及到许多人为的因素，这样的改革会让许多人产生担心，如何能够保证改革的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