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东方和西方的“红利”
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个十年处于非常有理的外部政治和经济环境中。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利用中国，作为抗衡苏联的军事力量，公开与苏联发生冲突。
因此中国军工在当时有机会同北约国家和日本的军工企业进行足够紧密的合作。早在7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从美国购买计算机设备，通讯设备以及雷达装置。同美国的洛克希德公司和英国的劳斯莱斯公司(尤其是购买生产飞机发动机的许可证)签署了有利的合同。1977年中国从法国购买了现代的导弹，并开始同德国在导弹研究领域进行合作。
1978年4月，中国从欧共体得到了经济最惠国待遇，多亏这种待遇，中国的经济特区同富裕国家的经济贸易以及中国军转民进程才得到很大的成就。邓小平成功的利用了“冷战”以及西方加强中国对抗苏联的意图，中国资本主义的转换在第一阶段就在温室中进行了发展：在世界最发达国家在金钱、投资和技术上敞开怀抱的情况下。
在最惠国待遇取消之后，中国已经成功利用过去十年完成了经济增长的飞跃，北约国家已经无法阻止中国出口行业的发展，世界经济已经不能离开中国数千万的廉价劳动力。而同时在中国同西方关系冷却的背景下，在中国引起担忧的苏联解体了。曾经强大的“北方邻国”的解体，不仅让中国放心的减少地面部队的数量和军事支出，同时给经济带来了额外的红利。
经济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军事转换发生在一个非常良好的外部环境当中，中国成功利用了东西方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由于有利的局势，中国军转民的同时裁剪了大量的部队。但没有影响到特殊种类的军队：空降部队、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和导弹部队保留了自己的能力。军民两用的技术装备进口也占据了重要位置，同第三世界国家交易多余的和新武器，中国廉价武器流向巴基斯坦、伊朗、朝鲜和阿拉伯国家。
军事机构构筑的“新长城”
从1998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重组解放军和整个军工产业。开始解密和重新修订了超过100条军工法令，建立了新的军事法系统。中国推行新的国防法，重组了国防科技工业委员会，建立了新的军工体系。中国出现了11家面向市场的大型军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