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11号则由航天科技集团的东风-31远程弹道导弹为基础发展而来，其超过2米的直径意味着其发动机推力要比此前几个系列强大不少，其载荷能力自然也更强，虽然载荷能力也只有几百公斤，但考虑到快速响应卫星大多也只有至多几百公斤的重量，这样的能力也基本够用。
从这次发射来看，火箭使用了对开的整流罩，显示其兼容不同型号太空载荷的发射能力。脱胎于弹道导弹的发射车则使其准备时间同样很短。目前的情况下，长征11号运载火箭的发射周期已经缩短到了24小时以内，比美国的“米诺陶”系列还要快。相比之下，虽然上周发射的“长征6号”运载火箭使用了一个看似军用三用发射车的转运车（车上甚至煞有介事地涂刷了与周边环境完全不相容的平原迷彩），但无论是火箭的结构还是发射转运平台的设计都是正经的运载火箭专用，与军用导弹的关系并不明显。与动辄要运载几吨卫星的大型运载火箭不同，这种三级液氧煤油液体火箭的设计指标只是将500千克载荷送上700公里太阳同步轨道，因此其体积和重量都大为减小，不仅可以使用轮式转运车进行运输和起竖准备，而且其发射周期也大大缩短——与传统火箭至少20-30个工作日的速度相比，发射液体燃料的长征6号的周期不超过7个工作日。
长征6号的转运车涂刷的迷彩很有意思
很显然，中国已经有了两种“快速响应”运载火箭，但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快速响应体系已经构建起来了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还要从“快速响应空间体系”这个概念说起。
根据中国《快速响应空间体系与应用》一书的介绍，快速响应空间体系是以满足特定用户（主要是战役战术用户）对空间能力的紧急需求为目标，由快速响应空间航天器、快速响应空间运载器、快速响应发射系统、指挥与应用系统组成的集合。这一描述比通常媒体和军迷了解的快速响应的范围要更加广阔。不仅用快速响应运载火箭发射卫星属于这一范畴，调动太空中的卫星系统进行变轨机动也属于这一体系。
在冷战中，由于美苏每年都大量制造和发射人造卫星，其产量之高，使得所谓的“应急响应”发射的都是与普通卫星无异的一流产品。例如在1977年的“欧加登空运”中，苏联在空运开始后第7天发射的“宇宙964”号侦察卫星便是专门用于侦察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边境地区的应急响应卫星；而美国在历次局部战争中使用的侦察卫星变轨则更是家常便饭的“应急响应”。从这一角度，搜寻MH370失联客机时中国卫星的几次变轨也算是一种“应急响应”。
飞天火箭模型，其快速部署的特征也非常明显
比起应急响应发射，这种响应更快捷，但却是建立在本国卫星网络基本完整的基础上的。冷战后兴起的“应急响应发射”最初则是建立在对热点地区的情报需要与对本国卫星系统受到大规模打击的担忧之上的。因此应急响应发射非常强调使用这一技术对缺损的卫星网实施修复和强化。可以说这一技术是与太空战的现实威胁共同发展起来的。
既然卫星是“应急响应”，那么自然要在很短时间内发射，这对运载火箭的准备和卫星技术同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运载火箭而言，首先要能在短时间内准备，其次要能携带多种载荷，这样才能适应不同的响应要求。而对于卫星技术，应急响应空间系统的要求要更高。它不仅要求使用国在平时就储备有部分具备特定功能的卫星之外，还要求能够根据特定的情况“定制”卫星，传统卫星制造少则数月多则几年，定制卫星则要能像组装一台兼容机一样，用几天时间快捷地将各种任务模块组装到卫星平台上。
当然，还有更快的应急响应——那就是像战备值班的导弹一样，已经组装完毕，可以随时发射的应急响应卫星。根据这三种不同的响应方式，我们大致能将国内的各种应急响应卫星排个座次：星箭一体的“快舟”反应速度最快，可以迅速从储存状态取出发射执行任务，但是载荷单一，任务弹性较差；长征11号可以用24小时完成准备，可以根据需要将储备好的卫星直接与火箭对接后发射使用；长征6号则用于那些需要组装的小卫星，用来在几天后发射使用，更高效率地完成相关任务。至于更先进、运载能力更强的应急响应火箭，则要看中国未来大型固体火箭发动机的进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