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首家试点的临汾市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曾被认为是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一剂良药。改革依然缘于一次矿难，2004年4月30日，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事故处理组到达现场时发现，竟不知谁该为此事负责——该矿层层转包，产权关系混乱。
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让煤老板缴纳一定的资源费后，将煤矿的所有权明确为煤老板私人所有。“自己的孩子，谁都知道心疼。”改革的实施者、时任临汾市市长的王国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2006年2月，王国正任临汾市委书记。在当年6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王国正曾表示，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效果明显，“现在煤矿安全事故大幅度减少。”
距此次采访不久后的11月26日，临汾市的芦苇滩煤矿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4人死亡。接着从2007年初开始，余家岭煤矿、蒲邓煤矿、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相继发生矿难，分别造成26人、28人、105人死亡，四起矿难造成的死难矿工人数节节攀升。
临汾市的多位官员和煤老板表示：“从理论上讲，煤矿产权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甚至近乎完美，但从结果来看，失败了。”
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让煤老板真正地对煤矿安全负起责任来。但是这项改革并没有考虑一个背景，煤老板以及煤矿工人的素质。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煤矿的准入门槛基本没有。一个对煤矿生产一窍不通的人，只要经过一两个星期的培训，就可以拿到矿长资格证。而有的煤老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另外，煤矿工人都是农民工中最低层的一个群体，离产业工人的标准相差千里。
“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临汾市一位官员如此评价王国正所实施的煤矿产权制度改革。
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一个又一个官员的“滑铁卢”。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临汾市因煤矿事故被问责的各级官员已经不下百名。
李天太被免职后，山西省官方表示，事故调查工作结束后再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具体处理。公众将下一个被问责官员的矛头指向现任临汾市副市长周杰，公众猜测，市长被免职了，主管煤炭的副市长或许会被撤职。
周杰曾被寄予厚望，其采煤队技术员出身，调任临汾市副市长前系阳泉煤业公司安监局局长，20多年的工作履历始终和煤矿安全关系密切。
临汾市一位官员无奈地说，周杰可谓是煤矿安全领域内的“神医”，但他面对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在临汾市此前因矿难被免职的官员中，已经有多人向上级纪委提出复议，大家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该制定的规章制度都完善了，该传达的精神都传达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作为领导层面来说，应该做的都做到了，但为什么还要被免职？
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身为无党派人士的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同样因煤所累，其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07年10月9日召开的市政府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上，不久后其被山西省纪委带走。坊间传言，办案人员在其以及他的多名情妇处总共查获了高达7000万元的不明资金。一位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称，目前已落实受贿数额约500万元，共有约50名煤老板被纪委传唤。
苗的受贿路径早已不是秘密，苗元礼在2006年之前分管煤矿，那时正是临汾煤矿关停和产权改革的高峰期，重权在握的苗元礼不仅掌握着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2005年11月，本刊曾以封面报道的形式对临汾官煤勾结的黑幕进行过报道，山西省高层领导对此文进行了批示，一些基层的执法人员受到处理。在当时采访时，一位煤老板就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预言，苗元礼迟早要出事。
坊间流传一个较为夸张的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钱。
据称，苗元礼受贿的线索来自于两个渠道，一个是“黑砖窑事件”后，中纪委在查办公职人员的渎职问题时，发现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名下有数亿元的存款，且被频繁转移，广胜寺镇是“黑砖窑事件”的最初暴发地，该地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在事后被处以行政降级处分。刘林忠被“双规”后很快承认，他有巨额资金是因为他个人在洪洞县境内有煤矿，而且曾向苗元礼行贿200万元。
另一线索则来自原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的供述，王月喜被“双规”后，向纪检部门揭发说，他的一位开煤矿的亲戚曾向苗元礼行贿50万元。2007年12月28日，王月喜涉嫌受贿、贪污一案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他的辩护人当庭指出，王月喜在纪检、检察机关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的重大职务犯罪行为，已查证属实，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而加速苗元礼落马的还另有其事。2007年8月28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已拟调整苗元礼为省直正厅职职务，并在当天的《山西日报》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有人反映苗元礼涉嫌受贿。但苗矢口否认，称自己绝对是一名清廉正派经得起考验的领导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