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事“大换血”接近完成、经济形势显出回暖状况的背景下，金正恩毅然诉诸“核雷声”，或许是希望效仿其父的“边缘战略”，在外交事务上取得突破。
在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的33岁生日即将到来之际，2016年1月6日中午，朝 鲜政府对外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10时，本国第一枚氢弹已经在两江道吉州郡的丰溪里核试验场试爆成功，证明朝 鲜完全掌握了热核武器小型化技术，是“五千年民族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大部分国外媒体根据地震观测机构监测到的数据（里氏5.1级），推断爆炸的核 弹当量不会超过2.2万吨TNT，与2013年的第三次核试验大体相当。但平壤在联合国(微博)大会通过朝 鲜人权决议案之后不到3个星期，便再度“鸣响自主的核雷声”，似乎意在显示国际压力对其影响不大。
自2006年朝鲜第一次进行核试验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已经6次通过决议，对平壤自行其是地发展核武器及其投射工具的行为加以严厉谴责，并出台一系列制裁措施，内容包含武 器禁运、资产冻结以及金融管控，但对朝 鲜核武器的开发进程影响有限，亦未曾对平壤政权的稳固性构成重大挑战。究其原因，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的“苦难行军”以及2009年货币改革的失败，朝 鲜政府对在低收入状态下维持政治稳定，乃至寻找“对冲”国际制裁的替代性措施已经有了成熟经验。2013年初安理会2094号决议（针对朝 鲜的第三次核试验）生效以来，尽管平壤获得的国际援助日渐缩水，但通过向海外输出劳工以及出口原材料，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预算缺口。
金正恩
2009 年短暂的反市场化改革失败后，朝 鲜政府重新默许了小规模商品经济以及地下黑市的复苏。在“确立新经济管理体系”、“让人民尽情享受社会主义富贵荣华”等口号下，政府允许城市居民通过商品 交换和买卖改善生活，并设立了24个名目不一的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也使一直在向中国和俄罗斯出口矿石和煤炭的朝 鲜直接获益。加上大面积改种土豆导致的粮食增产，最近两年，朝 鲜甚至在主要城市恢复了一定规模的配给制。加上6万余名外派劳工每年赚取的超过20亿美元的外汇收入，总体经济状况甚至要好于2013年。
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展核武器以争取国际空间和博弈资本，恰恰是三代朝 鲜领导人基于经济困难将长期持续、政权稳固性因之可能受损，审时度势之后做出的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朝 鲜的核计划始于上世纪60年代，但在整个“冷战”期间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核查并不拒斥。恰恰是在“冷战”结束、苏联 的政治和经济援助不复存在的背景下，金 日成和金 正恩决定迅速加快核武器开发，引发了1992~1994年的第一次朝 鲜核危机。而此次危机的化解，使平壤感到强硬的“边缘战略”确有其效果，遂屡试不爽。
2002~2003年第二次朝 鲜核危机的爆发，背景则是朝 鲜在经历90年代中期的“苦难行军”之后，国力空前衰弱。美国小布什政府已经将“冷战”时代以阻遏朝 鲜对南进攻、第一阶段遂行防御任务的“5027作战计划”，变更成了更具进攻性的“5030计划”。该计划的核心理念为“3C”，即 Confrontation（对峙）、Capitulation（屈服）、Collapse（崩溃），旨在以长期经济封锁以及军事压力耗尽朝 鲜有限的资源，最终使该国政权自内部崩溃。而核计划恰恰是对抗“3C战略”的最有效工具：一旦朝 鲜成功地制造出核武器及其载具，便可暂缓甚至停止更新其庞大而孱弱的常规武力，从而节省相当一部分战略资源。而核武器的高度政治性，而意味着它对国际关系 具有一种迅速和放大的影响，能随时彰显朝方的利益诉求。故即使是在六方会谈持续进行的2003~2007年，朝 鲜也没有真正停止过核开发——对重视政治稳定性超过一切的朝 鲜领导人来说，这显然是一种最经济、也最高效的工具。
金正日
不仅如此，朝鲜 核能力及其投射平台（弹道导弹）技术的稳步提升，实际上是主要大国在一定时期内对相关技术和材料管控不力，导致“地下市场”形成的结果。尽管苏联在“冷 战”期间出于稳定东北亚局势的考虑，拒绝直接向朝 鲜转让弹道导弹及其制造技术，但莫斯科视其中东盟友为重要战略资产，不惜以“飞毛腿”B和“圆点”系列弹道导弹作为拉拢工具，广泛出口到埃及、叙利亚、利 比亚等国。平壤正是在70年代末期从埃及获得“飞毛腿”B并加以逆向仿制，才奠定了整个弹道导弹工业的基础。而1993年朝 鲜与巴基斯坦、伊朗形成的核技术与弹道导弹交换网络，不仅在事实上造就了三个“核门槛”国家，还将利比亚、叙利亚等国牵扯进来——平壤出口的“劳动”1型 中程弹道导弹，成为伊朗的“流星”3型和巴基斯坦的“高里”1型的蓝本，使这两个毫无导弹工业基础的国家在10年内就能自制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中程弹 道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