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23日(中秋节)，8位懵懵懂懂的青年歌唱演员和一位报幕员创造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他们用清新的曲风和无畏的青春，为那个单调而刻板的时代画上了一笔鲜亮的色彩。他们那一晚留下的动人旋律，久久回响在中国的街巷厂房、田间地头。
2010年9月23日，30年后的同一天，朱明瑛、郑绪岚、吴国松、王静、任雁、阚丽君等6位曾经的主人公将重聚首都体育场。
星移物换，或许朱颜已改，但音韵依旧。
“梦回1980”新星音乐会，邀您重温心底的旋律。
一夜闪亮 十余载“雪藏” 远渡重洋 洗手做羹汤
最小新星 相夫教子忙
任雁是新星音乐会中年纪最小的“新星”，也是第一个出场，凭借恩师谷建芬专门为她写的《兰花与蝴蝶》一炮而红。
然而她的成名很短暂，之后就陷入长达十几年的低谷，直至认识现在的老公。
之后，她随夫旅居日本，偶尔也接点演出，但她更愿意享受平淡而幸福的家庭生活，最大愿望与唱歌无关。
她说：“女人何必为了事业拼命坚持，坚持到最后不过是一脸褶子。”
登舞台 恩师谷建芬专门为她写了《兰花与蝴蝶》
FW：您是谷建芬老师的第一个学生，您当年在新星演唱会上唱的《兰花与蝴蝶》是她为您量身打造的吗？
任：对。这事说来话长。
我刚进中央歌舞团的时候，去广西自卫反击战前线慰问演出，唱了谷建芬老师写的《周副主席纺线线》，当时在部队很受欢迎。当时团里写报告，说任雁是个好苗子。没想到回北京不灵了，这首歌的反映不是特别好，还经常有人说风凉话，为此我还哭过。那个时候跟现在不太一样，自己再担心，也不知道怎么下手去提高自己，想努力似乎也找不到方向。如果不是后来谷建芬老师指导我，我根本找不到方向。
在一位乐队老师的引荐下，谷老师叫我去她家，她要教我唱歌。她总和我说，你要唱歌，不要喊歌。后来她觉得我的嗓子很柔和，专门写了《兰花与蝴蝶》给我唱。
那段时间我天天吃她做的饭，她做的芝麻烧饼，我到现在都记得。后来不管谁做，吃起来都比不上谷老师做的。
FW：您是怎么被选进新星音乐会的？
任：当时我年纪小，从头到尾都不太了解，应该就是谷老师向策划这事的沙青推荐了我，然后我就幸运地参加了。
我记得沙青当时来过一次我的宿舍，我那时不懂事，跟傻子一样，宿舍特别乱就让人直接坐床上了，而且连杯水都没给人家准备……
那会儿还流行往脸上抹“大白”，抹得脖子和脸都不是一个颜色，那形象还把沙青吓了一跳。
FW：当时你还不到20岁，就能在中央歌舞团担任独唱，又能拜在这么有名的老师门下，参与新星演唱会。当时什么感觉，“飘飘然”？
任：完全没有，我那时候一直很自卑，总担心别人会说我。想法也特别单纯，就想唱好歌，能有人鼓掌就行。
FW：可以说，新星音乐会之后，您一夜成名。
任：早期真是很幸运。
但其实从新星音乐会开始，就不那么顺了。当时我们团是不同意我参加新星音乐会的。因为谷老师和团里有矛盾，团里一直在压制谷老师。因为这事，我们当学生的也受到了一定冲击。后来没办法，我只好撒谎说我爷爷去世了，必须请假回老家，然后悄悄再回来参加演出。
任雁
1961年出生，17岁考入中央歌舞团并成为主力独唱演员。
1980年，年仅19岁的她便参加了新星音乐会，凭借一曲《兰花与蝴蝶》，成为中国歌后级人物，被誉为“小郭兰英”、“李谷二”。
1981年以后，任雁因种种原因受到排挤，一代才华横溢的歌者不时需要依赖酒精麻醉，才熬过了10多年痛苦时光。
1992年，30岁的任雁与一位德国律师相恋并结婚，旅居日本至今，彻底退出了中国歌坛，心甘情愿做了家庭主妇。
代表作：《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兰花与蝴蝶》、《咪咪曲》、《哪有树儿不缠藤》、《闪光的星》、《大青山新歌》。
被雪藏 无所事事的时候，常一个人喝闷酒
FW：听说后来您和谷建芬老师有20多年没说过话？
任：从1982年到2005年，我一直没和谷老师接触过。她觉得是我不理她，我当时以为是她不理我。
其实是中央歌舞团不让她用团里的演员，后来她和我说，本来还写了好多歌准备给我唱……想起来其实挺遗憾的。
新星音乐会以后谷老师自己成立培训班单干了，我们团把我拽回来以后也不管我，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雪藏”了。我那时候才20岁啊，和没娘的孩子似的，可以说我是在刚刚起步的时候就被打压下去了。
FW：您说团里不管您，是不给安排演出机会吗？
任：我全仗新星音乐会那点名气，演出还是会有的。但给我安排的都是最艰苦的任务，什么下乡啦，一个月一个月的巡演啦，但出国演出就没我的份。
FW：这种状况持续了多久？怎么熬过去的？
任：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持续了十多年吧。无所事事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在宿舍喝闷酒，一次能喝一瓶二锅头，喝醉了以后撞东墙撞西墙，心里一万个不理解。
FW：后来电视业开始发达了，您的后辈像那英等人都出来了，您怎么没有走这条路？
任：(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时兴上电视，但那会儿认钱认得厉害，比如上春晚得给谁送多少钱，我觉得送钱上电视还不如不唱呢。反正想不通的事特别多，但生活得继续，不能总琢磨这点事，干点别的也行。
巧的是，我最无奈、最艰苦的时候碰到了我先生，1992年我们结婚以后，我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
嫁老外 爸爸曾说“不要被国外的糖衣炮弹腐蚀”
FW：您先生是德国人，当时是怎么认识他的？
任：通过团里一个朋友偶然认识的，当时朋友还介绍我是著名歌唱家什么的。
结果我先生到我宿舍一看，怎么住这么小这么破的一个地方？其实那时候大家都这样，自己还觉得挺好呢。但老外不理解，他回去还特意写了一篇日记大发感慨。过了一年，他第二次到北京来，开始主动约我。
他是律师，在日本工作，所以懂日文，我们就靠写汉字沟通。虽然很费劲，但很有神秘感，也很有趣味，很快我们就相爱了。
FW：那时候涉外婚姻的观念不开放，阻力恐怕不小吧？
任：对，那时候和他去饭店吃饭、去旅游，人家会用那种眼光看你，觉得你不正经。
家里人开始也不同意，我爸还给我写信说“不要被国外的糖衣炮弹腐蚀”之类的。但我这个人个性很独立，我自己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征求别人的意见。
直到我和我先生要结婚了，我才和家里说，算是先斩后奏了。
移民后 在日本也有演出，但主要做家庭主妇
FW：当您决定随先生去日本生活时，是不是已经打算放弃唱歌了？
任：没有，我觉得在国内能唱，到国外也一样。但我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日本肯定没有在国内这么高的知名度，能唱就唱，大不了就做家庭主妇呗。那个时候我已经30岁了，理想已经全磨没了，有时候人生就像赌博一样，走一步看一步。还好我这个人很会调节自己，这面不行，那面也可以。
现在看，其实在家相夫教子也挺好，享受天伦之乐很温馨，尤其是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必要为事业拼了命坚持，坚持到最后就是一脸褶子，太累了。
我现在最大的愿望，跟唱歌无关，只要女儿健康快乐地成长，先生事业平稳顺利，别的都无所谓了。
FW：您有多久没有演出过了？这次重新回到舞台，还用重新找感觉吗？
任：我在日本也有演出，最近一次2008年还组织参加了“日本国际友好声援四川赈灾”的演出，所以舞台上的感觉倒不用找。
FW：这次这么有意义的演出，您好像没有叫您先生和女儿来看？为什么？
任：导演组也希望他们能来，但这事实在不行。因为我女儿和先生在一块会非常吵，什么事儿都得我来管。可我这人一次只能干一件事，现在必须以我自己为中心，唱这么多首歌必须得好好准备，所以他们俩还是别来了，到时候刻成光盘给他们看也一样。
本版撰文/特稿记者 邵靖
“梦回1980”演唱曲目
《兰花与蝴蝶》
《我的小路》
《咪咪曲》
初当新星 怕人说闲话 离婚“复出” 宴会上高歌
军中夜莺 站哪都能唱
虽已是少将军衔，但性格爽朗的王静丝毫没有架子，听说要重排新星音乐会，她双手赞成：“人生能有几个30年？我不愿意光我们几个人回忆当年的光彩，所有对那场音乐会感兴趣的人，都应该像老朋友一样来一起叙叙旧。”
王静在上世纪90年代有过一段著名的婚姻，和棋圣聂卫平的爱恨纠葛一度令她饱受非议。为了自己和儿子的未来，王静坚强地走出情感漩涡，现已找到新的归宿，并将全身心投入到挚爱的歌唱艺术中。
她说：“人家说你不流行了，那就唱能感动自己的老歌吧，我相信还有很多老观众会感动的，因为老歌中有我们美好的记忆。”
成新星 上台向观众挥手走一圈，像选美一样
FW：听说您当年参加新星音乐会，其实是组织上布置的任务？
王：是的。我们总政歌剧经过开会研究还是决定参加，并把这事当成任务布置给我了。
组织让我去我就去，唱好歌就行，和乐队花了一个多礼拜又把几首歌精雕细琢了一遍。
到了演出那天，主持人一介绍“新星王静”，我上台向观众招手、走一圈，当时觉得像选美一样，演出还能这样呢？演完了以后才开始担心，怕人家说闲话。但总的来说，兴奋是大于担忧的。
FW：团里为什么找您去呢？您当时已经很有名气了吗？
王：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为什么找我呢？当时我也不是特别有名。
可能和上过中央电视台《每周一歌》的栏目有关，当时我唱的是《美丽的心灵》和《带去我的心捎去我的歌》。
这事团里很重视，因为那时候不是什么人都能上《每周一歌》，都是中央电视台的人到各个团精挑细选出来的。
FW：那两首歌当时很火啊，当时偷偷想过以后能大红大紫吗？
王：那倒没想过，就是觉得对未来的演艺道路多了份信心，也多了份期待。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那两首歌当初唱得很稚嫩，但这种稚嫩是一生中很难求得的，很美好，人在过后才会特别珍惜，所以在我的艺术生涯里这段经历非常难忘。
FW:参加新星音乐会有钱挣吗？
王：我是挣了40块钱，当时叫稿费，我把这个钱全拿出来请乐队吃饭了，最后好像还剩了几块。
FW：您没请请其他人，专请乐队了？
王：没请别人，因为乐队对我的帮助很大，从新星音乐会以后，一直是这支乐队跟着我到处去演出，算是我的专属乐队了，名字就叫王静小乐队。
王静
生于1957年，19岁进入总政歌剧团，成为主力歌剧演员。
上世纪70年代末，凭借歌颂清洁工的歌曲《美丽的心灵》，王静开始在社会上享有了一定知名度。
在1980年新星音乐会上，凭借《带去我的心捎去我的歌》等歌大红大紫。
30年来，在歌剧舞台获奖无数，是第十六届戏剧“梅花奖”、2000年“曹禺戏剧表演奖”、第八届全军文艺汇演戏剧表演一等奖和2004年文化部“文华大奖”得主。少将军衔的她被誉为“军中夜莺”。
其哥哥是著名演员王刚。
代表作：歌曲《美丽心灵》、《带去我的心捎去我的歌》；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屈原》、《我心飞翔》等
引潮流“我的穿着总是让人眼前一亮”
FW：新星音乐会之后，您的生活和以前有什么变化？
王：就是找我录歌的人越来越多。原来都是团里要我做什么，以后变成是社会要我做什么，感觉自己真正走入社会了。后来商演也多了，我算是知道当明星是怎么回事了。
那时候知道商演有钱挣，诱惑当然很大，就背着单位偷着去，用现在话说就是走穴。团里领导经常看报纸上登“王静参加某某演出”，就找我。我要么假装不知道，要么就赶紧服软认错，反正领导嘴上总说要全团批评我，但实际上一次也没有真罚过我。
FW：听说您年轻的时候算是引领时尚的女明星？
王：我的穿着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去哪里演出当地人看到了都很新奇，所以我做什么别人都跟风学，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个80年代。比如我弄头发就去当时最贵的四联，烫着大卷，像扣在脑袋上似的，那时候绝对是最时髦的发型，现在想起来特别难看。
为人妇 与聂卫平的婚姻慢慢出现问题
FW：您是第一个唱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中国演员吧？
王：是，那是1986年，当时国外题材的歌剧非常少，但这个故事中国人都熟悉。我演热尼娅，她是5个女兵中最漂亮、情感最丰富也最叛逆的一个，她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被人们所不能接受，但在战场上她恰恰最勇敢，牺牲最壮烈。当时这个故事又浪漫又前卫，引起轰动。
演出结束后，还有个北大的大学生给我送了一枝玫瑰花，那是我第一次收到花。那天我特别惊奇也特别激动，只有歌剧才能让自己真正感觉到生活是那么富有色彩。
FW：说到热尼娅，她在歌剧里爱上了已婚的军官，现实中您遇到了棋圣聂卫平，您和热尼娅的性格是否有相似之处？
王：有相同点，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看准一个方向就照着走，别人说什么不太在意。这肯定多少影响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
FW：上世纪90年代，有很多人把聂卫平在围棋上的低谷归咎于您，您有压力吗？
王：一度压力很大，但慢慢就挺过去了。那件事过去那么久，我不想再回忆了。
FW：1991年您生孩子以后，有三四年没登过台，是什么原因？
王：那时候很满足，觉得家庭最重要。因为一演出，就十天半个月回不了家见不着儿子，我接受不了。
后来儿子慢慢长大了，这段婚姻开始出现很多问题，根本不是我想象得那么美好。我就又开始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出来唱歌，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
谋复出 “去饭店唱歌怎么了，那里有观众”
FW：1996年您带着儿子离开那个家(指与聂卫平分居)的时候，没想过以后生活可能会比较艰难？
王：我不能想象儿子不跟自己，跟别人，每个女人都会这样做的。也许有人会想，跟着别人可能生活更好，但对于我来说，正因为我爱我的孩子，所以当时我带着儿子走根本不需要抉择，这是母性的本能。
我14岁就当兵了，从小习惯了一切都靠自己。我当时就想以后就我和儿子相依为命了，生活费我都没指望要，既然是自己迈出的这一步，就自己承担好了。
FW：听说您刚“复出”时连饭店的宴会演出都去？
王：原来是别人找你，现在是你找别人，过去是人家要你唱，现在是你自己要唱，完全不一样了。去饭店唱歌怎么了，那里有观众需求我为什么不能去？哪怕有时候就是唱给自己听，我也认真唱，全当练习了。
歌剧演员老觉得自己是艺术家，只能在舞台上唱，去宴会唱就认为很没面子，但那段时间对我的心态和唱功都是一次飞跃性的锻炼，现在我一点落差感都没有，只要你需要我，什么场合我都无所谓。
FW：我知道您现在有了新的恋情，但听说还没有结婚，是因为上一段婚姻的伤害太深，有什么顾虑吗？
王：以前的事曾经伤害过我，但我一直认为感情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感情，男人女人都会一样枯萎。我一直相信世上好男人有的是，我没碰到就是了，人第一次走错路可以原谅，但第二次第三次再犯那就是自身的原因了。
至于婚姻，我觉得是水到渠成的事，如果什么条件都不成熟还非要去做，肯定不行。当然现在我很快乐，他懂我，我也了解他，大家很有共同语言，我已经很满足了。
本版撰文/特稿记者 邵靖
“梦回1980”演唱曲目
《美丽的心灵》
《喀秋莎》
《我爱你，中国》
害怕透支 赴美国充电 年过六旬 仍打拼事业
留洋媳妇 回娘家办学
1979年的亚非拉歌舞晚会上，朱明瑛涂得一身黝黑走上舞台，唱起了陌生的扎伊尔歌曲，征服了所有观众。
成名之后，她主动学英文、申请出国学习，做着与那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事情。1985年，她在美国从零开始，在生意场上打拼。
如今，办学成为朱明瑛事业的唯一重心。她创办的北京国际艺术与科学学校，因学费相对低廉，以至于这位61岁的“海归”艺术家，还需要靠四处“走穴”等方式筹措资金支撑学校。
性格极其要强、精力极其充沛的朱明瑛却觉得这样很值，她誓要把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带到中国，并乐于为此奉献全部。用她的话说，让她退休做家庭主妇？简直没法活了。
爱上艺术 先学舞蹈 26岁改行唱外国歌
FW：您小时候那个时代，多数人的理想应该都是科学家之类，您怎么显得很另类，要当演员？
朱：我从小酷爱艺术，酷爱艺术的各个门类，这是我骨子里本来就准备好了的。四五岁的时候在大众剧场看评剧《刘巧儿》，对新凤霞的表演崇拜至极。
后来我经常找借口跑到剧场的后台，通过门缝或钥匙孔去看演员化妆，那时候我就给自己设定好了，将来一定要当演员。如果不让我从事艺术，我就去死，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FW：小时候您家里有条件帮您实现梦想吗？
朱：没有，那时有钱的孩子都学钢琴，我家没钱，学不起。我就趴在窗户上，看人家学钢琴，手指头跟着在窗台上练习。后来我上舞蹈学校以后成了音乐课代表，是我们班钢琴弹得最好的。
其实我妈妈特别热爱艺术，我小时候她常带我去看电影。当时特别流行印度电影，有时候我听到谁家传出收音机播放的《两亩地》、《流浪者》的舞曲，能冒着大雨站在外边几个小时，直到全听完。
FW：您从小学跳舞，后来改唱歌了？
朱：那时文革刚结束，我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都26岁了，不可能在舞蹈上走得更远。后来邓丽君的歌进来了，我也接触了一些载歌载舞的国外的表演方式，我就想试着那样唱歌。
但那个年代没人敢说舞蹈演员可以改行，想都没有人敢想。
我就试着在乐池、幕边，为跳非洲舞的节目去伴唱，后来乐队的人说我学音乐要比跳舞更有出息，我一下子有自信了。
FW：您那时怎么想到把自己化妆成黑人，还专唱外国歌？不怕被批判吗？
朱：我一直就是被批判的对象！我这种沙哑的嗓子，那时候叫喇叭嗓子，在中国声乐界是不被认可的，说我不配唱歌。那我只好自己找外国歌唱，唱非洲歌曲，周总理当时号召东方歌舞团“学好学像”，我就练到自己听自己的录音和原声都分不出来。
虽然当时批判我的声音很多，但我意识到中国已经开始改变了，所以没有犯罪心理，只有冒险心理，而且这种冒险又充满诱惑力，我本身又是豁得出去的性格，所以爱谁谁了！
离乡背井 赴美10年 学到了如何经营文化产业
FW：您那时候算是中国内地最前卫的歌手了吧？
朱：那时候没有“前卫”这个概念。我是半路出家的，就是凭着一股劲豁出去了，什么都不怕。我当时能用26种语言，现在能用31种语言唱世界各国歌曲，我算是中国歌手里积累曲目最多的一个。
我结婚很早，离婚也很早，当时挺痛苦的。有一次我躺在床上就想，如果让我选择要家庭还是要事业，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事业。
FW：后来您决定出国有家庭原因吗？
朱：没有。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虽然不被中国音乐界认可，什么都不是，但却在老百姓中间火得一塌糊涂，我是自信到那个份儿上才出国的。
而且当时无休止的演出，我也已经透支了，我知道自己该充电了。于是，我先跟文化部要求到非洲学习，人家说非洲没有音乐学校。后来我去了美国，就奔着有黑人音乐的地方去了。
FW：出国做了什么准备？您外国有亲朋？还是有英文基础？
朱：我决定去，国家同意了，然后我背包就走了。在国外我谁都不认识，就英文还行。唱歌之前我在团里就是一个无名小演员，人家去国外演出就把我当成老弱病残留下来了，我特别痛苦、失落，没正事干，就天天学英文。
FW：您没想到出国后自己根本没机会演出，没法从事您挚爱的艺术事业吗？
朱：我走的时候35岁了，当时觉得自己已经不会再搞艺术了，美国谁也不认识我，谁会看我的演出？我知道去了以后我会很苦，但我是抱着来当学生的心态，不在乎有没有舞台。
尽管有心理准备，去了才知道，我还是太狂了，在国内人们那么捧着我，让我觉得自己很伟大。今天反过来看，还不是因为那时候老百姓少见多怪。到美国后，什么音乐剧、摇滚乐，都是当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艺术门类，美国人的音乐素养真不比我们专业人士差，我觉得自己特别渺小。
FW：我知道您一开始在国外拼命地打工，后来又经商，并未从事艺术行业，其间有没有无奈？
朱：没有。我无论干什么都能达到自己的极限，因为我热爱所有我做过的工作，尤其是它还在未知状态的时候，我是百分之一万地要往里钻。
刚到美国除了要上课外，我还要教中文、跳舞、钢琴、太极拳，每天至少要打四份工，一直工作到夜里12点多，然后才回到宿舍做功课，但我从来不觉得辛苦。
客观地讲，到了美国我发现，不用说专门学艺术，我随便走进一个大卖场，货架上浩瀚的音乐磁带，一天看都看不过来，生活就是学习。
现在来看，在美国的10年我得到的是我当年没想到的东西，那就是对经营文化产业的认识。我本来想从美国学习表面上的艺术，但我现在做的文化园区和学校，恰恰是人家骨子里的东西。
回国办学 边办边赔 61岁仍为事业打拼
FW：1995年回国以后您就开始办学了吗？这件事说挣钱也能挣钱，但赔钱的也不在少数吧？
朱：最早做培训班，后来开始办学校。真正办学的，谁说能挣钱？我们学校从小学到高中都有，除了基本学费，整个过程都不再额外收费。但我们的双语、艺术、文化课，包括我们的小班授课、国外交流，一切都是与国际接轨……
只要为孩子好的我们都做，只要是挣钱的都跟我们没关系。所以我办学当然是赔了，必须赔，从哪儿挣呀？
换一个思路想，我是赔了，但是我看重的是10年以后能出人才，我不看现在。我把我所有的积蓄、演出费、所有赚到的钱都放到办学上。
这么说吧，从一开始我就知道办学不赚钱，但我要的是未来。办学实际上是一种精神，我现在的努力就是为了让我这个学校未来像清华那样好。
FW：现在办学又是您的第一事业了，可您已经61岁了，这么大岁数还为事业打拼，您儿子王珏支持吗？
朱：从一开始，我儿子就是唯一支持我办学的人。我到现在也这样和他说：你不到40岁别结婚，先干事业。他现在不仅自己的音乐事业干得很好，也在和我一同经营学校。
你说我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没错。但我就是不能忍受当一个家庭妇女，忍受庸庸碌碌的生活。我一旦离了工作，就不知道要做什么。工作使我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永远有理想，永远有奔头。
FW：9月23日“梦回1980”将重现30年前新星音乐会的盛况，您有什么感触？
朱：当年那场音乐会，我还是刚见婆婆的小媳妇的感觉，一下子被媒体关注，然后忽然被大众认可。
那时候我演出总是全身涂黑，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挤公交车从来没人能认出我来，很有意思。到明年我已经从艺整整50年了，时代、心境变化太大了，只有我对艺术的热爱从来没变过。 本版文/特稿记者 邵靖
朱明瑛
1950年出生在沈阳；
13岁考入北京舞蹈学校，后进入东方歌舞团成为专业舞蹈演员；
26岁转行成为歌唱演员；
1979年在中山音乐堂亚非拉歌舞晚会上演唱扎伊尔歌曲《愿大家都成功》；
30岁参加新星音乐会红透全国；
1985年，赴美国经商；
1995年，回国办学。
代表作：《愿大家都成功》(扎伊尔)、《愉快的旅行》(黎巴嫩)、《拜斯普萨》(埃及)、《花笠音头》(日本)、《唱吧，唱吧》(美国)、《猜谜语》(印度)、《我的爱至死不渝》(巴基斯坦)、《回娘家》(中国)。
“梦回1980”演唱曲目
《回娘家》
《万水千山总是情》
《咿呀呀欧雷欧》
红透一时 来信堆成山 难登荧屏 “好嗓子”不服
不老青松 心气比天高
吴国松看起来根本不像一个65岁的老人，他依旧中气十足，性格豪放，自信满满。
1980年，新星音乐会上凭《男子汉的宣言》等歌走红后，吴国松奠定了自己在演出市场上的地位。30年来，他一直坚守歌唱事业。
他说：“上帝给了我这么好的嗓子，我的老师造就了我这么好的嗓子，终有一天这副嗓子要带到棺材里去，我希望这天来得晚点，因为我还想多给观众唱一些歌。”
被发掘
这小子嗓子太棒了，直接进歌舞团吧
FW：小时候您是一个体育特长生，怎么就跨到音乐界了呢？
吴：中学时班级参加一个合唱活动，偶然让我领唱，一下子把全班都震了。后来老师就让我参加了成都广播电台办的一个业余合唱团，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唱歌很一般，而且也不识谱，压根没想以后走文艺这条路，当时就是为了到广播电台拿半斤粮票、混一顿中午饭。
后来我被分到戏曲学校，没多久就被调到成都市歌舞团了。人家歌舞团的老师说，这小子嗓子太棒了，还念什么书啊，直接进来吧。
FW：您是什么时候才坚定要走唱歌这条路的？
吴：进成都歌舞团，碰见刘振汉教授以后。刘振汉认为我这样的好声音很难找，主动找到我免费教我唱歌，他文革时被打进牛棚以后还偷偷给我上课。因为刘振汉教授对我的鼓励，让我坚定了决心，既然干了唱歌，再难也要把这行干好。
从那时候起，我一直坚持每天5点起床，刻苦练习弹钢琴、唱歌，但一直到1973年投到中央歌舞团的魏明泉教授门下，才算开始系统的学习音乐。
FW：魏明泉从一开始就很欣赏您吗？
吴：不是。魏老师名气很大，学生多了去了，我是拿着刘振汉的介绍信去的，人家才同意给别人上课时让我旁听。
每天我就坐在最后边，特别认真的听课，他讲的点点滴滴我都记住了。
终于有一天上课他叫我了：“后边那个吴什么，四川来的，你来唱一下我听听。”
我铆足了劲唱完了，魏老师觉得很不错，当时就说：“从今天开始我一周给你上两次课！我的眼泪当时夺眶而出。为了等这一天，我吃了太多苦了。”
最当红
演出商表态：“没有吴国松就不接”
FW：据说您当年上新星音乐会，是冒着风险上的。
吴：当年谷建芬给我拿来《男子汉宣言》让我唱，我一看那歌词，什么“我的一生最爱你”，肝都颤了，这玩意要出事啊，有人就说，你唱这低级庸俗歌，20年后必将站在被审判的席位上。
但我后来还是唱了，赌一把，事实证明我赌对了，这歌一唱完，首体那顶棚都快掀起来了。那年我都35岁了，王昆老师和我说，吴国松，你这终于出来了，末班车！
FW：当时火到什么程度？
吴：天天都有观众给我写信，一摞一摞往回拿。当时中央歌舞团出去演出，人家说没有吴国松就不接，什么演出我都得去，把我给累的。
当时报纸上评选最受欢迎的歌唱演员，就选了我和董文华、殷秀梅。
FW：据说邓丽君也很欣赏你？
吴：当年我去福建演出，报纸上说邓丽君评论我，说很喜欢我的歌什么的。
那报纸我揣了两天，后来到厕所悄悄给撕了，生怕让别人看见。当时邓丽君因为一些言论成为内地最反感的歌星，她说我好，那是要出大事的，真把我给吓坏了！
曝光少
“我这么好的嗓子，电视台就是不认”
FW：您火的时候，电视也逐渐兴起，但您却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为什么？
吴：当时团长和我说，电视节目你不要随便去，我一新来的，哪敢不听。我这么多年一直跟着我们团演出，不管下基层、去国外，场场轰动，但就是没怎么上过电视，不是电视圈里的人，所以名气差远了。
但我可以这么说，我比他们老上电视的那几个唱歌的强得多，甭管他们多红，干不过我，不信咱拉出来到舞台上试试！
FW：能听出来，您的性格其实挺好强的。
吴：说心里话，我是有些不服气。唱得不如我，却比我名气大，就因为是电视台的关系户。可我那个时候傻，没有人际交往的概念。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筹备春节联欢晚会，我早早就在报纸上看到预告了，说今年歌唱演员有吴国松、殷秀梅等等，我就等着，一直等到快春节了，还是没信儿。后来我碰到冯巩，他问我，你怎么不去排练？我说没人通知我啊……后来才知道，别人悄悄把我给顶了。
FW：现在想会不会觉得遗憾？
吴：现在我都60多岁了，是有点委屈。我这么好的嗓子，电视台就是不认。唯一的安慰就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还在北京，还有名气，有的嗓子比我好的一直在地方，出都出不来，比起他们，我算幸运了。
新愿望
再办个人演唱会，多给观众唱些歌
FW：您是不是很期待这次重排新星音乐会为您“正名”？
吴：这次演出重要的不是让自己更出名，而是让观众再次见到我，我也能为大家唱一些我的歌，让人知道我还在，知道我唱得比原来还好，这就够了。
FW：1980年的新星音乐会上，您一个人唱了5首，是曲目最多的，这回还能唱那么多首吗？
吴：能。
当年给我安排的是3首，但唱完了观众不让下，所以我就又唱了两首。现在心里更有数了，只要观众想听，我一样能唱下去，就看导演的安排了。
FW：您对自己的唱功这么有信心，歌唱事业上有没有新的计划？
吴：能重排新星音乐会真是太令人激动了，我确实有了一个新的愿望，那就是打算在大一点的剧院再办一场个人演唱会。现在已经开始和朋友筹划这个事情，但这事需要准备的东西很多，还不知道能不能实现。
FW：您也到了该退休的年龄了，心气还这么高？
吴：上帝给了我这么好的嗓子，我的老师造就了我这么好的嗓子，终有一天这副嗓子要带到棺材里去，我希望这天来得晚点，因为我还想多给观众唱一些歌。
FW：您现在还保持着年轻时黎明就起来练声的习惯吗？
吴：偶尔会，离不开唱歌。以前演出不忙的时候，我周末还会去公园，给残疾人朋友唱唱歌，这习惯也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
本版撰文/特稿记者 邵靖
吴国松
1945年出生，不到18岁便成为成都市歌舞团歌剧演员。但33岁才被调入中央歌舞团。
1980年作为新星音乐会上唯一一名男演员，吴国松演唱了《男子汉宣言》、《卖汤圆》等5首歌曲，引起巨大轰动。
他曾多次获得“文化部优秀演员奖”，1993年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国家一级演员。
时至今日仍活跃在舞台上，被誉为“30年不落的红星”。
代表作：《男子汉宣言》、《三峡情》、《那就是我》、《川江号子》
“梦回1980”演唱曲目
《你问我》
《三峡情》
《男子汉宣言》
为爱辞职 遭遇“封杀”令 情路坎坷 病魔夺爱人
岚心痴狂 找哥泪花流
郑绪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最著名的女歌手，也是参加新星音乐会之前就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歌唱演员。
如今52岁的郑绪岚依然是舞台的常客，她的歌声还经常出现在电视、广播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更鲜为人知的是，郑绪岚的感情经历和她唱的动人情歌一样一波三折……尽管命运一次次捉弄着她，但这个坚强的女人却始终相信爱情，感恩生活。
意外成名 一把好声音 作曲家王立平找上门来
FW：在新星音乐会以前，您就因为《太阳岛上》这首歌红遍全国，当时单位一定特别器重您才给您唱那首歌的机会吧？
郑：没有。我1977年进的东方歌舞团，头一年连独唱演员都不是。我主要任务就是观摩、学习，别人排练我站着，别人演出我坐着。
第二年情况好一点，我被派到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那边学习东南亚民间音乐，回来后才有一些参与演出的机会，但也不多。唱《太阳岛上》之前，我的日子比较单调，有时候无所事事，很无聊。
FW：这么说您当时没有名？那为什么作曲家王立平来找您唱《太阳岛上》？
郑：什么名都没有，完全不知道为什么。我根本不认识王立平，他就直接上我们家敲门去了，说有个电视风光片《哈尔滨的夏天》需要录首插曲——就是《太阳岛上》，问我能不能唱。我说行啊，反正自己闲着也是闲着，有点事做不那么无聊就成，根本懒得问人家为什么来找我。
录完歌我挣了12块钱，当时我一个月工资才24块5，这顶半个月工资呢，美得不得了。但我做梦都没想到《太阳岛上》播了以后，那么受欢迎。我们团长王昆让我找这歌本，说演出时唱，当时我还奇怪呢，她怎么知道这歌的？后来我走到哪，人家都在唱这首歌，我才意识到歌火了，人红了。
FW：您现在知道为什么找您唱了吗？
郑：后来知道了，是东方歌舞团的指挥关乃忠给了王立平一盘我们团在新加坡演出的录音带，王立平反复听，觉得我的声音适合他写的这个《太阳岛上》，就把我拎出来了。当时他也是特别着急，《哈尔滨的夏天》马上就要播了，就是音乐没通过审查，所以关上录音机骑着车直接上我家了，第二天就录音了。
录音的时候王立平他们是心急忙慌地听效果，我是火烧眉毛似的唱，谁都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小节我唱错了。等发现的时候已经临近播出了，没时间改了，只好按这个来了，阴差阳错的相当于我“再创作”了一次。
曾被封杀 曾遭受非议 辞掉工作为爱移居美国
FW：您的成名之路不会就这么一帆风顺吧？没有阻力吗？
郑：从《太阳岛上》开始，阻力一直都有。那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小伙子背上六弦琴/姑娘们换好了游泳装/猎手们捧起了心爱的猎枪……火了以后，有人就站出来说，郑绪岚演唱的这首歌不昂扬，全是小资情调，是不健康的靡靡之音！现在听起来多可笑。
不光是唱歌，我穿什么衣服也有人批评。1983年我参加首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穿了一件粉色的高领毛衣，配了一条牛仔裤，现在看有点老土，当时可是精心准备的。那天也是唱的《太阳岛上》，反响特别好。结果人家不说歌的事了，说我穿的牛仔裤太暴露身体的线条，对青少年影响不好……
FW：听说您后来遭到过封杀？
郑：80年代末的事，我那时候要出国，把工作都辞了。但出国的手续特别复杂，这个过程中我得有经济来源才能生活，所以就想到“走穴”。刚和一家演出公司签了三场，演出前一天，人家拿着有关部门的“封杀令”找我来了，从此全国所有的演出场所我都不能去。
FW：是因为得罪单位了吗？为什么要辞工作出国呢？
郑：一开始想出国的原因很单纯，就是因为我红了七八年了，长年累月、周而复始地演出，再不学习充电的话，就拿不出什么更像样的东西了，我就有出国留学的想法。正好当时有一个美国小伙子特别喜欢我的歌，每天狂热地追求我，我和他就相爱了，后来就结婚了。
可是那时候年轻，太天真了，单位能同意我和外国人结婚吗？连我谈恋爱都不允许。以前单位就和我说过，如果谈恋爱就必须辞职，我的初恋就这么硬给拆散了。
因为我有自己的理想，爱情也确实让人无畏，所以决心辞职了。辞职报告交上去以后，工作证上交、住房钥匙退还、户口本收回，全办完了心里非常难受，这么多年了，东方歌舞团就是我的家啊。当时这事闹得挺大的，从文艺界到社会上，好多人都说我是被爱情蒙住了眼睛。
FW：被封杀的那段时间您怎么熬过来的？
郑：死的心都有。房子没了，经济来源没了，舞台也没了，有一天晚上我站在广州一座30多层的高楼上，恍恍惚惚地看着月光，感觉我不属于这个世界，真想纵身一跳，那样的话一切不幸也就都没了。
但是听见亲人喊我的名字，我一下就从幻觉中清醒了。既然有生命，我们就应当活下去，而且要活得幸福。后来我就靠着亲朋好友的接济维持生活过了两年，一直熬到1989年签证下来去了美国。
情路多舛 离婚再回国 再遇真爱爱人因病离世
FW：美国的生活没有您想象中那么美好吧？
郑：在美国生了孩子，做起了全职太太，每天家和菜市场两点一线，就围着儿子、丈夫转。事业我是放弃了，但长此以往，我感觉很乏味。而且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世界观价值观不同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了，夫妻经常吵架。
我因为长期远离了舞台和音乐，心总是悬着的，特别想祖国，想回家。在美国的两三年里，我经常回国，每一次都要呆好久，而且一次比一次长。我想劝我丈夫跟我回中国，但他就一句话“没门儿”，所以我们就离婚了，我一个人带着儿子回了国。
FW：我听说您回国以后，好容易抚平创伤，找到幸福，可爱人又得了绝症……
郑：是，真的不想回忆。我们都买了房子，就要领证结婚了，结果他检查出来得了黏膜癌，而且已经转移了。但是他还瞒着我，是他母亲告诉我的，我听了以后心都碎了，眼泪不停地流。
FW：好像您那时候也大病了一场？
郑：我是因为一次误诊，本来是小病，但差点没因此送了命，后来住院了。开始我们俩一个躺在天津的医院里，一个躺在北京的医院里，就那样身体和心灵受着双重煎熬。后来他情况越来越不好，我当时也只能吃流食打营养液维持，干脆就住到同一家医院同一间病房了。
后来有一个在中山音乐堂演出的机会，我吃着止痛片参加了，而且也邀请他去看了。那时候他因为化疗，头发都没了，还拿着DV拍摄，当时我的心都撕裂了。我知道，他今生不可能再看到我演出了。
FW：怎么才能从这样的痛苦中走出来？太不幸了！
郑：是，当时我真的被击垮了。可是回过头来我又想，世界上那么多人，有着各种各样的悲惨经历，他们能走过来，我也一定能走过来。
我现在的生活很简单，也很积极，买菜做饭，不吃油腻，坚持运动。我最快乐的事就是学会了上网，经常跟我在美国读大学的儿子视频聊天。还有就是唱歌，虽然演出比以前少了，更多参加的是公益演出，但我能回报给观众的，只能靠站在舞台上完成。
本版文/特稿记者 邵靖
郑绪岚
生于北京，3岁时随父母到天津；
1977年进入东方歌舞团，先后师从李莜铭、郭淑珍；
1978年赴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学习东南亚民间音乐；
1980年，参加新星音乐会；
1984年成为“哈尔滨市荣誉市民”；
1987年被评为全国十名最受欢迎的歌唱家之一；
1989-1994年移居美国。近年来为电视剧配唱不少插曲。
代表作：《太阳岛上》、《牧羊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妈妈留给我一首歌》、《再见吧妈妈》等
“梦回1980”演唱曲目
《太阳岛上》
《牧羊曲》
《大海呀故乡》
报幕加词 开辟新职业 独身至今 全心系“重聚”
第一主持 谁人不识君
30年前，一位有着罕见姓氏的东北女孩，在新星音乐会上打破陈规，突破了报幕员仅报三句话的俗套，将音乐会的主题、歌手的情况和歌词大意融汇在一起，以优美的语言展示出来，引起轰动。
所有人都记住了她的名字——阚丽君。自此，中国的舞台上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主持人。
她不仅在主持道路上开了先河，在歌唱领域也达到了专业级水准。如今，年过50的阚丽君9月11日还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会。
上台报幕 火车偶遇 从地方到北京部队文工团
FW：您是怎么成为报幕员的？
阚：1974年我15岁的时候先被哈尔滨曲艺团招收了，当时是当河南坠子演员，但我不想当曲艺演员，那个地方团当时也比较业余。
有一次我到北京找同行交流学习，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碰见北京一个部队文工团去哈尔滨招报幕员，人家一看见我就把我临时抓差了，又跟着人家回北京待了一个礼拜，客串了一台“欢迎柬埔寨军事代表团”演出的报幕员。那是我第一次上台报幕。
FW：为什么会选上您？
阚：我身高当时比较出众，有一米七多，走大街上后面经常有人一路跟着我，当时算是挺惹眼的吧，可能沾这个光了。
FW：报幕员以前不就三句话吗？您对这个也感兴趣？有钱挣吗？
阚：对，就三句话：下一首歌曲什么什么，表演者某某某，演出到此结束。因为我家是部队的，从小很向往部队文工团，能报幕我已经很满足了。没有给我钱，那时候没人讲究这个。
不过我在部队体验了一周，感觉当文艺兵也不是像我想象中那么好，所以没留在部队。
后来，我去拜访了几位中央歌舞团的老师，有点毛遂自荐的意思，又唱歌又跳舞又朗诵，给人的印象不错，所以才有机会在1978年年底被中央歌舞团(现中国歌舞团)招走担任报幕员，成为“地方支援中央文艺力量，活跃首都文艺舞台”的一分子。
FW：原来的单位也不管您？
阚：一回哈尔滨，曲艺团的领导就找我了，因为我报幕的那场演出在《新闻联播》播出来了，他们看见我了，我想不承认也不行。
他们给我扣上自由主义泛滥、不热爱本职工作、不忠诚于我国文艺事业的帽子，每天都开会批斗我，持续了一个礼拜。那时候我才十五六岁，就特别恐惧上班，一去办公楼腿都打哆嗦。
加盟新星 刻苦学习形成独特的报幕风格
FW：中央歌舞团就是想让您当报幕员吗？
阚：一开始我是进的歌唱队，队里出去演出没有报幕员，看我外形条件挺好，就让我去。我也无所谓，能上台就行。现在想想，如果当初要是执著点，歌早练出来了，不用到现在才圆梦。
第一次报幕我就演砸了，当时我第一次穿旗袍，自己就凭感觉迈着大步上台了，结果差点把旗袍开衩给撕了。我那时候刚从东北过来，留着俩麻花辫，普通话也不标准，团里老演员就说我简直就是一个愣头青，一点也不专业，影响国家形象。
FW：您那时候多大？听了这么狠的话特别难受吧？
阚：说两句还算好的，当时团里说了，我有90%的可能要被退回家乡，因为当时我算是“地方支援中央”才特招过来的。
那时候我才19岁，心里非常难受，于是我拼命刻苦学习，自己花钱观摩全北京的各种演出，找老师、前辈指点我的语言、技巧。我不服输、不偷懒，出人头地，不进则退，别无选择。
FW：后来是什么契机让您没被退回老家，还参加新星音乐会了？
阚：后来有一个去南方巡演的机会，一去三个多月。南方观众和北方观众又不一样，特别有互动的感觉，加上生活环境也大不相同，逐渐我在报幕的时候就加词了，把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晚安这些礼仪用语都用上了。这三个月我算是“脱胎”了。
我当时经常去各种前辈艺术家家里学习，有一天词作家任广萍老师就和我说，歌曲及舞蹈是有内容的，最好用三言两语介绍一下。这给我的启示特别大，我就尝试介绍节目内容，所以报幕风格在当时比较突出，引起了新星音乐会的策划者沙青的注意。
主持生涯 一夜成名 却在自己单位受排挤
FW：您也算是一夜成名吧，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名的？
阚：新星音乐会刚完，有一天我和任雁去买月饼，售货员大姐一直夸我们台上台下都好看，还说不收我们钱。我才意识到新星音乐会有这么大影响力，自己已经是公众人物了。
后来退回家乡这事再没人提了，我再不用发愁了。
FW：您意识到新星音乐会以后，“报幕员”的称谓没了，全换成“主持人”了吗？
阚：好像以后的节目单上就很少提报幕员而是主持人了。报幕员也不再是局外人，还要起着暖场、穿针引线、调动观众情绪、控制节奏的作用。后来我就被媒体誉为金牌司仪、第一主持，主持的舞台越来越大，观众越来越多。
FW：听说上世纪80年代您虽然名气大，但受的排挤也很多？
阚：对啊，大型演出不怎么让我去，常安排我下乡演出。有些文艺团体的邀请，单位也经常以种种理由拒绝。
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演出，我都化完妆了，竟然和我说，临时有变化，换人了。我当时找领导，领导也没给我任何解释，气得我回宿舍大哭一场。
当时误以为是小环境受排挤，现在想想其实就是那个时代不容流行音乐，我是新星音乐会出来的人，上不得“厅堂”。
独身至今 一门心思 策划重排新星音乐会
FW：感觉近年来您很少在电视上露面了，听说转行了？是因为年龄的关系吗？
阚：2004年以后基本上就不做主持了，年龄也有关系，想为社会做些别的事情。不当主持人了，我觉得自己在社会上的舞台也还是很大的。这一切也得益于我几十年的主持经历悟出来的道理：接受你不能接受的，忍受你不能忍受的，坚持你不能坚持的，
FW：听说您从1990年开始就想重排新星音乐会，但一直到今天才实现，是什么让您这么有韧性，这么坚持要干这件事？
阚：1990年我只是朦朦胧胧地想纪念一下，但那时候大家忙出国的出国，忙结婚的结婚，没人响应。2000年我策划了一个“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演唱会，有不少人感兴趣，但后来还是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成功。但我一直觉得，新星音乐会不仅是中国流行音乐的符号，也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重排新星音乐会不仅是我的梦想，也寄托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人的梦想。
FW：您的很多老师、朋友都爆料说，您到现在还是独身，下一步您是不是应该关注一下个人问题了？
阚：朋友们可爱拿这事开玩笑了。我出名太早，年轻的时候眼界高，不愁嫁不出去，完全不懂生活和舞台是两个不同世界，一直生活得很拧巴。如果时光能倒流，我肯定不会那样一根筋。现在我都到了知天命的年纪了，感情这种事，就彻底随缘吧。文/特稿记者 邵靖
阚丽君
她最早是地方曲艺演员，经过自我推荐和努力，1978年年底成为“地方支援中央文艺力量，活跃首都文艺舞台”的一分子，被中央歌舞团(现中国歌舞团)招走担任报幕员。
此后的近20年间，阚丽君主持过1989至1991年三届央视春晚、香港回归等无数重量级晚会、活动，达到了事业的顶峰。2000年以后，她致力于社会活动，身兼民进中央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等10多个身份。
也正是在她的不懈努力和多方游说下，促成了9月23日“梦回1980”新星音乐会的重排。
“梦回1980”演唱曲目
《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20年后我们再相会》
注：所有参与者合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