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学的弥散性格

　“美学”作为一个学术意义上的学科，是在西方现代学术分野的思潮当中确定位置的。一般而言，20世纪之前的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重点是在“真”、“善”、“美”，与“美”相对应的哲学分支即是美学。20世纪初，由日本人翻译成“美学”的Aesthetics进入中国知识界的视野，以王国维为代表的有深厚古学造诣又有着开阔眼界的学者对此投入了热情的关注，并积极地加以引介。中国美学自此开始了一个植根于中国的文化土壤，并在欧风美雨当中成长的过程。然而，中国现代美学从奠定到发展的过程呈现出了独特的面貌：始于美学领域的讨论，往往“越界”而至于文学的、历史的、日常生活的乃至社会的、政治的领域。在今天看来，这不一定是学术上“不成熟”的表现，而恰恰反映了中国传统美学、美育思想的独特之处。

　　中国美学的弥散性格反映出中国思想的固有特点。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如果把这句话勉强地比附于真、善、美的关系，可以说是审美活动涵摄了认识活动与道德活动。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真、善、美三者并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统归于“道”。中国美学的讨论重点并不是“美”，而是对于“道”的深广的体验。中国古人要在身心高度相关的“艺”中领会思想之乐、道德之乐，要把艺术创作的过程、欣赏自然景色的过程，乃至日常的普通事物和行为都转化为“道”的开显场所。“乐道”、“孔颜之乐”是中国哲学最重要的话题之一，同时也是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中国的哲学、艺术与美学不能明确地划分界限——在中国哲学的活泼处、中国艺术的深邃处，即是中国美学最富有价值、最具有特色的所在。

　　中国美学的广泛性、综合性还特别体现在注重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系。中国老百姓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营造一种美的氛围。中国古代很多有名的诗句，如“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王维）、“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张继）、“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贺知章），都是描绘日常生活的诗意的氛围。这种诗意的氛围，往往沁入人的心灵的最深处。我们从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和今人王世襄的《锦灰堆》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审美情趣。中国传统美育是联结美学思想与现实问题的重要纽带，也是一个广大的、尚待今天的学者充分重视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