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遗热”应当说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增强了，说明遗产的价值受到社会的关注与重视。然而，在“申遗热”的背后，也隐约透出令人担忧的信息：有关地方在申遗上的花费可谓不少，甚至是“负债”申遗。比如牵头为“中国丹霞”申遗的湖南新宁县，为此就花费了4亿多元。
从以往情况看，“申遗”成功之后，几乎都带来了GDP的巨大增长，似乎负债也没有什么风险，花十几个亿申遗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比如，贵州的荔波，申遗时负债2亿元，但申遗成功使当地“一举成名天下知”，2008年游客量就比2006年增加了五六倍之多，创造综合收入近5亿元。又比如山西平遥，1997年申遗成功，当年旅游门票收入125万元，2008年即增加到7500万元；这10来年间，旅游综合收入也从1250万元增加到6.7亿元，旅游收入占GDP的比重从0.96%增长到13.91%。
然而，在成功个案的背后，我们禁不住要问，这种成功难道可以简单复制吗？当“世界遗产”刚落到中国时，在好奇心驱使下，人们自然会前去旅游消费；但当“世界遗产”在中国遍地开花之后，每一处世界遗产是否还会门庭若市，恐怕就不一定了。另外，我国旅游业目前的经营方式还相对落后，依然是以门票销售收入为主，经验证明这种经营方式是难以持续的，而且一“申遗”成功就涨价的做法，也引起人们的反感。在这种情况下，负债申遗恐怕还应该慎重为宜。
除了赚钱，各地“申遗”的另一大动机就是保护。不可否认，申遗成功，保护的措施确实增多了。可是，有的地方看重的不是保护，而是“申遗”带来的收益和政绩。在这种心态下，“申遗”能否带来有效的保护，是值得考虑的。
笔者以为，“申遗”应当慎之又慎，如果是负债申遗，更须算好账。当前，世界许多国家对“申遗”已不过分热衷，中国对此也应泰然处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