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原来小名叫煐，爱玲之名是其母亲从英文名字中译出的。（资料图片）
神医华佗之名是借古印度语而取的。刘国辉 绘
五四运动前后，西风渐入国门，文人骚客竟也大胆地用洋名为其子女命名取字。这里所说的取洋名，是指直接用外国文字的译音取的最初的中文名字，而并非国人有了中文名字之后，因在国外留学、生活而又取的英文或西文名字。此种风气一开，也为我国姓名学的发展增添了一种命名方法。
记得是在读张爱玲散文集《流言》时，才弄清了她大名的来历。原来作者小名叫煐，而张煐连在一起读时，嗡嗡地不甚响亮。她母亲送她入学时竟一时踌躇，不知取个什么名字好，便从英文名字中胡乱译了两个字，就成了爱玲（Eileen），念起来的确要响亮多了。
那位倡导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博士，平生最反对人取洋名，可是他竟给自己怜爱的独女取名叫“素斐”。这个“素斐”倒是很有点来历。旅美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考证：所谓素斐，即Sophia，也就是“莎菲”，正是陈衡哲女士的名字。原来，胡适与陈衡哲留美期间曾有过一段特殊的感情，可能是为了纪念这段旧情，才为爱女取了个用心良苦的洋名。
旅美学者李欧梵的名字，就是取自希腊神话奥非欧（Orpheus）。奥非欧是希腊神话中的佛律癸亚歌手，发明了音乐和作诗法。传说，他的歌声能使树木弯枝，顽石移步，野兽俯首。李欧梵的父亲李永刚、母亲周瑗，皆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音乐系。李欧梵之父曾师从马思聪先生学小提琴，又跟从一位奥国教授学指挥。父母皆酷爱西洋文学，于是给他起了这个独特的名字。
一次，读李敖先生的力作《蒋介石研究》，又看到这样的话：“陈布雷原名训恩，字彦及，号畏垒，在浙江高等学校读书时，同学看他脸蛋胖东东的，戏呼他是‘面包孩儿’，面包英文Bread，再由译音改为布雷，于是就干脆叫陈布雷了。”看来，不仅大名可以取洋名，甚至还可以将传统的名字改为洋名。至于小名、笔名，更是不在话下了。1987年11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上的一位叫程刚的作者，其小名就叫维克，来自德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之名。现当代作家取个洋笔名，似乎也是时髦之举。例如，巴金这个笔名，专家们就曾争论过，但这还是较含蓄的。巴金自己曾说：“‘巴’是纪念一个投水自杀的叫巴恩波的北方朋友；至于‘金’字，是一位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替我想的。当时我的书桌上正放有克鲁鲍特金《伦理学》的英译本。他听我说要找一个容易记住的字，便半开玩笑地说了这个‘金’字。”台湾作家三毛直接用希腊一神女名“Echo”作笔名。鲁迅也来得干脆，谈恋爱时给许广平写信，署名“EL”或“ELEF”，就是英文和德文“大象”的前几个字母。
如果，我们大家误认为国人取洋名的历史肇自五四前后，那就大错特错了。
起码，以我读史的经验和所见到的资料，可以肯定地说：国人取洋名至少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了。
陈寅恪先生在《寒柳堂集》《三国志曹冲华佗传与佛教故事》一文中说：华佗字元化，一名旉。检天竺语（古印度语）“agada”为“药”之义。旧译为“阿伽陀”或“阿羯陀”，为《内典》中语。“华”字古音，按照瑞典人高本汉的汉字字典及日本汉音的读法，则“华陀”二字古音恰与“gada”.相应，其省去“阿”字者，相当于“阿罗汉”，仅称“罗汉”。华佗本名应为“旉”。当时民间比附印度神话故事，将其称为“华陀”，实际是把他看成“药神”。”正因为陈寅恪先生的博大精深，精通十余国语言，其精深的考证，才使我们一窥国人远在三国时代即借古印度语而取名的情况了。
吕叔湘在《南北朝人名与佛教》的论文中指出：南北朝是佛教流行的年代。由于佛教入中土甚广，以至于许多人的名字就取材于佛教经典。吕叔湘列举了大量来自洋文（梵文，古印度语）的人名：
瞿昙——Gautama的译音，是释迦牟尼的姓，玄奘改译为“乔答摩”。
菩提——梵文bodhi的译音。
罗汉——arhan的译音，小乘佛教修行的最高成果。
罗侯、罗云——Rahula的译音，本义指日食、月食时的黑影，这里的意思是“执日”，也是释迦牟尼儿子的名字。
须达——Sudatta的译音，意思是“善施”。
难陀——Nanda的译音，佛教人名。一是指某放牛人，后随释迦牟尼出家；一是释迦牟尼的兄弟。
而唐代最典型的名字就是大诗人王维，字摩诘。诗人的父亲去世很早，母亲崔氏虔诚奉佛，“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年”（见王维《请施庄为寺表》）。王维的名、字联结起来是“维摩诘”，而“维摩诘”正是梵文Vimalakirti的音译的省称。
“异质文化的传入，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有时甚至激起了心灵的震荡，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也因此避免了与外界全然隔绝的状况。”（张广达语）而我们中华民族，的确是能够而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正基于此，才使中国的命名习俗得以继续传承、发展，以至于高度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