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学者认为，此次考古发现之所以饱受非议，是因为考古界立功心切，匆忙得出结论。同样令人值得玩味的是，面对考古结论，许多新闻记者不是在记录着什么，而是在渴望着什么；不是在描述着什么，而是在论证着什么。似乎，新闻媒体在报道各方观点的时候，都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发表意见者的身份，似乎不同身份的人发表的观点分量不同。这种身份社会特有的现象足以说明，许多新闻记者不自觉地掉进了身份社会的历史陷阱。
此次考古发现报道中所反映的问题，再一次证明中国的新闻界还没有实现真正的观念转型。相当多的新闻从业人员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主题先行，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在专家学者的身上，或者，试图借助于某些专家之口，表达自己的意见。面对重大考古发现，不会从程序上提出自己的问题；面对各方提出的意见，缺乏必要的梳理和选择，不能去伪存真，在先入为主的前提下，向社会传递出杂乱的声音。
在多元化社会，新闻媒体在采访报道的过程中，必须彻底摒弃“目的论”，不能戴着有色眼镜观察社会。不同利益团体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发表不同的观点。但是，新闻记者不能自作主张，把自己的内心思考直接表达出来，更不能以“阴谋论”评判社会一切现象。新闻记者表达意见的唯一方式就是忠实地记录。对于不同阶层、不同群体发表的意见，新闻记者可以在内心作出评判。但是，新闻记者千万不要试图把自己打扮成裁判官，不要一方面批评他人缺乏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却试图依靠自己浅薄的专业技能，对重大考古发现作出判断。
新闻记者应当始终保持谦卑的姿态，谨慎地避开各种新闻陷阱。对那些需要经过历史检验或者科学检测的考古文物，新闻媒体应当保持足够的耐心，在充分反映不同意见之后，学会保持沉默静观事态的发展。假如热衷于挑起是非，或者，把批评的矛头对准考古人员，把他们想象成为急功近利的好事之徒，并且千方百计地寻找证据批驳他们的观点，那么，新闻媒体就超越了自己的行为底线。
正是新闻媒体的主题先行，让这样一个重大的考古发现几乎演变成为社会闹剧。新闻媒体应当引以为戒，今后在报道此类考古发现的时候，尽可能地向公众呈现完整的信息，从而使新闻报道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