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以后，阅读报刊及与自己专业有关的论著，是经常性的一种消遣兼学习，又可以增广见闻，了解时代脉搏。间或在阅读报刊中碰到一些差错，有些是难免可以理解的，也有些是粗心大意出错的。学术方面则是另一种情况，除了观点不同值得争鸣的以外，有的显然属于差错，应该糾正的。不论是常识性的或是专业性的差错，虽然不断有人指出，但很少见到被采纳而予以纠正，仍然听其以讹传讹的，令人怀疑这种纠正到底有没有意义。
先举常识性差错的例子。
2005年7月12日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一行访问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致欢迎词说：“七月流火，但充满热情的岂止是天气。”主播也有一句旁白：“七月流火，昨天北京40度摄氏……”欢迎词和旁白有两点错误，一是误以夏历（阴历）七月为阳历七月，二是不知道“流”是降落的意思，“火”是“大火星”（又名心宿）。夏历五月时，火星还在中天，至七月（阳历八月）黄昏已西沉，意指暑将退、秋将至。现在知道“七月流火”出自《诗经》的人甚少，阴历也不常用，城市里根本看不到天空的星星，这种差错可以理解，不必苛求。
但有些错误是不能原谅的，如一本科普杂志刊登的一篇译文，讲的是亚洲水稻的起源、传播等系统知识，里面把中国的籼稻和粳稻按外文字面 indica rice 和 japonica rice 误译成“印度稻”和“日本稻”，于是整篇文字里籼稻和粳稻不见了，造成中国人吃的要末是印度稻，要末是日本稻的错觉。我们并不要求译者是农学专家，问题是译者为什么不去查一下词典？只要肯查，就知道印度稻即籼稻，日本稻即粳稻，还有在审查定稿中怎么也没有发现这种常识性差错？
一次我收到一本《今日科技》的刊物，里面介绍萝卜的营养价值和栽培技术等，并附有一张萝卜的照片，一看，竟是鲜红的胡萝卜！这种张冠李戴也太好笑了，我去信给予指出，希望下期更正，被置之不理。无独有偶，最近翻阅一期《生命世界》，內有一篇“桃花物语”，介绍桃花种种知识典故，内容很丰富。可惜配合文章所附的四张桃花的照片中，有三张竟然都是梅花，另一张看不清楚。我发电邮告诉编辑部，同样没有理睬。
长时期生活在杭州，见闻所及，令人遗憾的报道也不少。举例而言，杭州西湖原本有两堤，即苏堤和杨公堤。苏堤是苏东坡任杭州太守时疏浚西湖所筑，杨公堤是明朝杭州知府杨孟瑛因所筑。杨公堤以西的水面因容易受西边山水夹带泥沙而淤积，到淸朝时水面与堤合成陆地，杨公堤消失不见了。2003年杭州市府在杨公堤原址以西作部分的开挖，恢复杨公堤，完成之后，报纸上有多篇的庆祝报道，其中一篇介绍杨公堤历史的长文，附有一张清代的西湖图，外加一个大红箭头，指向图中的一条长堤，注曰“杨公堤宛然在目”。可是图中只有一条堤，红箭头所指的正是苏堤，若是杨公堤，则苏堤岂非失踪了？这种常识性的错误，在编审过程中怎么都没有觉察？我特地去信报社，希望加以更正，但被置之不理。
2003年秋余秋雨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回答记者问他对西湖西扩后（指杨公堤完成）的观感，余说有三好：“第一好，是西湖恢复到了它历史上最大的面积，并且由此造成了山水相连的生态结构。第二好，是山水之间没有污染视觉的建筑，山水保持了自然的本色。第三好，是西湖恢复了其辉煌的一面。山水与历史的结合，是古代的梦想，现在在杭州实现了。”遗憾的是这三好的赞扬，全属讨好主人，文不对题。其一，西湖的面积是唐时最大，约10.8 平方公里， 宋时 9.7 平方公里， 明清 7.8 平方公里，现在只剩 5.5 平方公里，西扩后增加了 1.1 平方公里，才有 6.6 平方公里，仍然是历史上最小的，怎么会 恢复到了它历史上最大的面积？其二，西湖之东，高楼大厦林立，遭到中外专家的质疑和批评，所谓没有污染视觉及保持山水的自然本色，不知从何说起？其三，说现在的西湖才是山水与历史结合，是古代的梦想，现在在杭州实现了。若是这样，可惜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请白居易、苏东坡再来西湖，如果他们能再来，相信一定会写出比唐宋时更多更好的赞美西湖的诗歌来！
杭州为了宣传“杭为茶都”，扩大知名度，前年举行以茶都为题的学术讨论会，一篇入选的优秀奖论文，考证杭州出土有八千年前的茶籽和煮茶的陶釜等。我看了觉得太离谱，写了一篇“随心所欲的考古和论证”刊登在《茶叶》杂志2004第4期上，该刊第4 、5 两期上还另有三篇文章，也都不同意所谓杭州八千年前茶籽和陶茶釜的观点。因我是第一篇，该论文作者针对我在网上作出答复，这个答复不是反驳我的质疑内容，而是对我进行人身攻击，骂我是学阀，根本不懂茶史的人，也插足茶史，自以为教授就无所不知等等，我只好一笑置之。可是今年的《今日早报》又以大字标题，引用这位专家的考证，说杭州出土了八千年前的茶籽，杭州人八千年前已用茶釜喝茶了。《茶叶》编辑部看了，就把去年《茶叶》这两期寄给报社，希望他们看看不同的看法，必要时可以采访文章作者等，报社当然置之不理。
常识性错误之宁可捂起来，不肯更正，是因现在社会的风气以追求面子和虚荣心为荣，讨厌实事求是的更正。象“考证”出杭州八千年前已有茶籽，和用陶茶釜饮茶，当然有利于“杭为茶都”的宣传，扩大知名度。庆祝杨公堤落成是大喜事，若承认“错把苏堤当杨堤”，给予更正，便怕影响报纸声誉。祝贺杨公堤落成后的西湖有三好，从领导人到百姓听了都高兴，承认三好全属一廂情愿，阿谀之辞，岂非大煞风景！“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蚀）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孔子的教导，现在令人头痛，还是打倒孔家店好！
还可以继续举例，因性质差不多，就此打住。无奈之下，戏仿《 蜀道难》作《纠正难》云：“ 噫吁唏！伤乎哀哉。纠正之难，难于上青天！”
学术方面比较复杂，除了与常识性错误相似的以外，还有许多不同情况，也举一些例子如下。
《易· 乾》之例： 《易· 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旡咎”，这段文字的断句，历代都作：“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旡咎。”其释义也都从孔颖达之疏：“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直至清代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中才提出新解，认为断句应作：“君子终日乾乾，（终）夕惕（惕），若厉，旡咎。”古人对重复前句格式的后句，往往加以省略。故“惕者,惕惕也。犹言终日乾乾、终夕惕惕也。后人不明一言之即为重言，遂以‘夕惕若’为 句矣。”俞樾的解释无疑是正確的。李敖在一次“有话说”里也举这个例子，证明断句正確才能正確理解古书的真义。可是香港鳯凰电视台最近一次国学论坛中，请一位《易》学专家谈《易》的哲理时，对这句的断句仍用“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旡咎。”加以发挥。俞樾至今已逾百年，这位专家似乎没有看到或不采纳俞樾或李敖的新解？
《诗·芣苢》之例： 《诗·周南八》有“采采芣苢，薄言采之；…”等重复12句。其中的“芣苢”毛享传和《尔雅》都作“车前”（草名，入药）解，历代沿袭不变。《辞海》等因之。这诗的白话语译，则把“采采”作动词“采呀采呀那个采呀采！”但早在1958年的《人民日报》（2月5日）上即有宣草的文章指出“芣苢”不是“车前”，应是“薏苡”之误。以后宋湛庆在《农业遗产研究集刊》第二冊上更详细论述应该是薏苡的理由。笔者也跟着补充阐述不是车前的理由。指出采采不是动词的采摘，应是对薏苡籽实光泽发亮的形容。苢下部的双口相连，横写便是“以”，故“芣苢”也可作“芣苡”或“薏苡”。夏姓曰“姒”，亦可以女旁从苢（去草头），指禹母是呑薏苡而生下禹，故女旁从“以”。若作车前草解，这些历史传说的内容全被消灭无踪了。1980年初，北京的一次国际科技史讨论会上，笔者听了一位与会学者的报告里提到芣苢，他是作车前解，会下我向他提出，芣苢有很多学者认为应是薏苡的见解，他一口咬定说“当然是车前！”，他连听一下不同意见的耐性都没有，我就不继续与他交谈了。
2003年台湾出版了一本《诗经植物图鉴》，作者潘富俊把诗经中提及的植物，一一用现代植物学分类给予定名，附上拉丁文学名，又请一位摄影专家吕胜由到大陆四处寻访，找到植物的实物，包括花叶枝等，摄成彩色照片，形态齐全，让读者看《诗经》文字的同时，可以直接面对植物，有非常的亲切又直感的效果，可谓是《诗经》与科学知识相结合最佳的一本读物。以前虽然也有过绘图的《诗经》因为都是黑白线描图，不是实物写照，显然不够准确。遗憾的是书中仍是按传统把芣苢当作车前，并附有车前草的彩图。
又，《诗· 豳风· 七月》：“女扏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诗中的“女”和“公子”常被后人误解为女子和男子。故朱熹集传说女子因将出嫁“远其父母而悲也”。或者虽已注意到“女”应指“女奴”，可是又误解为“女奴悲伤，害怕被奴隶主公子掳去，受到侮辱。”但北大学生女才子林昭（死于反右）认为诗中的女是指女奴隶为奴隶主的小姐作陪嫁奴隶的制度，她们陪嫁异国，就永远不会再见到自己的生身父母，所以“伤悲”。诗中的“公子”是指诸侯的女儿，不是少爷（见《公羊传·庄公元年）。又，古代称女子出嫁为“归”（见《易· 渐》：“女归，吉。”）她又进一步分析说：“其实，我看整篇《七月》几乎用了极大篇幅描写了奴隶主为他的女儿准备出嫁的细节，从养蚕采桑到织布染色，从狩猎狐狸到‘为公子裘’，准备的都是嫁衣。”她对《七月》的这些新见解，深受游国恩教授的赞许。象这样优秀杰出的女才子，非正常死于反右，值得人们永远惋惜和怀念。
《老子》之例： 《老子》第四十四章“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 得与亡孰病？…”中第三句的“得”和“亡”历代的注释都是就“得”（获得）和“亡”（失去）的通行字义加以阐释，并没有对文字本身提出质疑。如任继愈《老子今译》作“获得与丧失哪一个更有害？”最近简帛研究专家庞朴在其“谈玄说无”的学术讲座中（《光明日报》2006，5，9）对上述第三句中的“得”和“亡”提出新解。他根据郭店竹简《老子》的这五个字的古文，进行训诂考证，指出“得”其实应该是“有”之误，“亡”应该是“无”之误，全句应作“有与无孰病？”极有说服力。发生误解的原因是，竹简文“有”的上部一横一撇，原是“手”，被误作“彳”。下边的“月”应是“貝”，手中有钱（貝）谓之有。误作“得”的原因是把貝下两只“足”误为手，剩下的貝身横写成“旦”，合起来成“得”。“得”虽然也有获的义，但手持貝的原形完全不见了。“亡”字在竹简文中是由“无”和“貝”合成，既然手里有钱（貝）谓之有，那末手里无钱（貝）当然表示无。释“无”为“亡”，把下面的貝给丢了。“ 得与亡孰病？”同“有与无孰病？”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后者才是《老子》正确的原文。
《说文》之例： 《说文》是很权威的阅读古籍的工具书，许慎写《说文》时，甲骨文还没有出土，所以个别一些字的解释难免有误。如“年”字，《说文》谓：“年，五谷熟也。从禾，千声。”说五谷熟是正确的，但从禾下从千，读如千声，则不对。因甲骨文的年是禾下从人，象禾熟之后，人背着禾把回家。这不是后人比许慎高明，只不过后人有条件看到年的甲骨文而已。《说文》流传了千余年，因各种原因，有本身原有的或传抄中产生的差错，经过清代训诂大师朱骏声、段玉裁等的注释，又完善了许多。但随着现代学科研究的细分，从专业的知识看，《说文》还有一些前人未曾想到的讹误。如笔者从农业的角度曽写了一篇“《说文》‘禾、黍、來、麦’部的农业剖析”，指出其释义的一些不当，时代不同，也不是笔者自比《说文》还高明的意思。
但是，我们却不能容忍当前颇为流行的对汉字结构和意义进行“拆字”，肢解汉字，任意发挥，造成社会上对汉字的紊乱理解。尤其不能容忍的是还以教授权威的身份在报刊上发表这种伪科学文章。如《中国青年报》（2002，8，14）冰点副刊以一整版篇幅介绍萧启宏教授的“汉字全息教学法”，并举了二十多个汉字的剖释实例。说该教学法受到一些专家学者的首肯，并已在北京一个小学推广。笔者看过之后，非常惊异于如此错误百出的所谓“全息教学法”，竟然被《中国青年报》冰点副刊作为学术新见解，加以推薦介绍。为此，笔者凭一点文字学常识，写了一篇“值得注意的汉字全息教学法问题”，对文中所举20来个新解汉字一一进行驳正。呼吁国家教育部门和语言学专家对此进行鉴定甑别，以防谬说风行。这里就以该文第一个“儒”字为例，以见一斑。这位教授说：“儒字，从人从需，讲的是人们的需要。需要什么？一需食物，二需教育。营养食物从母乳起，教育从孺子起，所以，儒字由人和 需组成，与乳同音。” 笔者指出，汉字中以“需”为偏旁的还有很多，像“糯”，“濡”，“臑”，“懦”、“獳”，“羺”，“檽”…等字，又怎么解释？难道“糯”是需要吃米？“濡”是需要喝水？“臑”是需要吃肉？“懦”是心里有话要说？
上举的《易经》、《诗经》、《老子》、《说文》之例是牵涉面较广的古籍，专业性较强的古籍如《夏小正》、《齐民要术》、《茶经》等的解读正误并存的更不少，这里不举例了。
考古鉴定失误之例： 1950年代浙江吴兴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了一些植物种子，经请当时的浙江农学院鉴定，由于从来不曽接触过出土遗物，缺乏经验，误鉴定为蚕豆、花生和芝麻的种子。后来由于各方的质疑，又再经多次鉴定，蚕豆及花生被否定，芝麻纠正为甜瓜种子。但因初次报道的轰动性，传遍了世界各地，国內人知道后不再引用，但国外仍有人还在引用。四川成都曽一度报道出土有汉朝的蕃茄种子，並且播种后还能发芽生长，开花结实，因而提出蕃茄原产地是中国，并非由美洲传入的论点，这一轰动的“发现”，不久即不了了之，没有人再提起了。这种过分离谱的报道，国外也有，如韩国说出土了四万年前的稻谷，也很热闹地抄作了一阵，终于偃旗息鼓了。
从以上所举的部分例子，可知学术性的问题比较复杂，象《易经》、《诗经》的例子，尽管是后人正确地读解了原文，有利于纠正长期沿袭下来的误解，但似乎很少被采纳，旧解仍然流传不变，令人遗憾。至于《老子》的“得与亡孰病？”虽然有庞朴据郭店竹简给予正谬，按《易经》、《诗经》之例推测，“得与亡孰病？”可能仍旧照传不改。《说文》的例子恐怕也差不多。反之，象“汉字全息教学法”之类，以教授的身份，叙述明白浅显，容易被文字常识欠缺的广大读者所吸收，以及一些隔行的专家学者所欣赏，加上报纸为之鸣锣开道，更容易谬种流传。
自从16世纪格雷欣爵士(Sir Thomas Gresham )提出" bad money drives out good money" 以来，“劣币驱逐良币”就成为经济学上的一个法则，并且不局限于经济学，在文化现象方面也一样。本文所说的纠正之难，不论是常识性错误泛滥，或正确的学术见解难以接受等问题，都是无形中受这个法则的支配。如果我们能够建立相应的道德约束机制，并使之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相信“良币”也可以驱逐“劣币”。遗憾的是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恰恰为“劣币”通行无阻提供土壤气候条件，要反其道而纠之，难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