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评论版面的大幅缩水，使文化批评缺乏发表平台和对话空间，这是客观物质原因；其次，批评者的责任缺失，更是文化批判失语的主观因素。今天，“红包”批评已司空见惯，更露骨的是，某些批评者甚至把自己的学术和人格，都当作商品出售，或者论字开价，或者唯权唯钱，毫无道德准则。文学界自身丧失了行业自律，作家的道德人格无人监督。仅今年上半年，作家抄袭、主席雇枪手、余秋雨捐款遭质疑等来自文学界的负面新闻，就不断刺激着大众的神经。这是文学界的悲哀，更是评论家的失职。
在此情况下，网络等新媒体承担了主流媒体的使命，中国大众则承担起文艺批评的责任。于是，“捐款门”等关注作家道德的文化问题，才会放大到公众空间，成为公众性的文化事件。
四、“捐款门”爆三大“文化”路障
健康说理文化批评的环境缺乏，使有良知的批评家只得无奈地保持缄默。即使有一些批评者不忘使命，希望讲真话，也还要面对重重文化路障，举步维艰。这次“捐款门”的争论，就清晰地暴露出了阻塞文艺批评的三重“文化路障”。
第一道路障：“文人相轻”。
文人相轻、“红眼病”、“嫉妒”等，是这次“捐款门”反复出现的侮辱性词汇，是泼向所有“非挺余”评论者的当头冷水。有些留言甚至用泼妇骂街手段，把什么“文革大批判”、“姚文元”之类恶语一股脑用上；至于“倒余专业户”、“阴谋说”之类，更比比皆是。这N顶大帽子一扣，很多批评家只能“行人止步”。试想，哪个文人愿意担上“文人相轻”的骂名、忍受流言蜚语和侮辱诽谤呢？于是，正常的文艺批评退避三舍，个别作家名人的道德越界，变得肆无忌惮狂飙推进，呈不断泛滥之势。不敢文人相轻，则只会文人相捧，评论者蜕变为“文化捧哏”。正是失去了文化批评的监督，贪官李风臣可以成为一级作家，作协主席可以雇枪手抄袭……这些大众愤怒的文化丑闻，实际都是在“文化路障”保护下，文学界道德越界的极端表现。最近，王小帅炮轰亿元导演被指嫉妒，更说明“文人相轻”之说不是偶然，而已成为阻塞文艺评论的普遍现象。
第二道路障：“借名人上位”。
由于文学批评缺席，公民社会的文化大众，自觉承担起文艺批评的部分使命，对于假恶丑的文学现象敢于说“不”。敢说真话的文艺大众，越来越成为坚守道德的精神力量。然而，在捐款门的挺余派看来，这些敢说真话的大众，一律成了网络暴民；而大众的文化批评，则是无知者的话语暴力；几乎所有批评者，都被余先生的支持者指责为“做人不厚道”。温柔内敛、做人厚道的学者大众，害怕沾腥染臭、人格受损，自然只能放弃批评。于是，道德越界者又披上了第二件护法神衣，设置了第二重野蛮路障。更有甚者，在这种怪诞逻辑下，仿佛名人越受批评，就说明他(她)“越有名”；最受批评，就说明他(她)“最有名”。大众批评被此种逻辑变成明星绯闻之类的娱乐事件，个别明星学者把挨骂转换成了“眼球经济”。
第三，谁有批评资格？你是道德家吗？
文艺批评面临的第三重路障，是质疑评论者的批评资格。仿佛只有道德完美的圣人神仙、释迦如来，才能搞文化批评。这样一个貌似有理的逻辑悖论，实际是拒绝了所有大众的道德监督，从资质上否定了文艺批评的话语权。
在三大“文化路障”的层层阻挠下，文艺批评艰苦倍尝，在夹缝中求生，每跨一步都要付出十倍百倍的辛酸。敢说真话的批评家成为稀缺产品，这是比捐款门更令我们深思的问题。在捍卫主流文化、弘扬道德良知的核心问题上，主流媒体应承担起弘扬文艺批评的使命；公众寄予厚望的国家媒体，不应对文艺批评保持“沉默权”。
只有清除阻塞批评的三重“文化路障”，给文学批评广阔的发表平台、正常的发声渠道，健康的文化氛围，文学批评才能重新承担起自己的使命，中国文学才能健康蓬勃地发展，余秋雨捐款门之类的“审丑连续剧”，也才能不再向公众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