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考古学 殷墟发掘八十年

八十载栉风沐雨,西方先进学术方法在殷墟考古学者的孜孜求索中焕发出光彩。殷墟发掘写下璀璨编年史:1931年,国内首次将地层学原理应用于高楼庄后冈发掘,厘清了殷代、龙山和仰韶文化发展序列;1934年至1935年,侯家庄西北冈商王陵区被发现,墓坑棋布、文物宏富,轰动学界;1950年,武官村大墓发掘,成为新中国首次殷墟发掘;1976年,小屯西北地发现商王武丁配偶“妇好”之墓,保存完好，极富学术价值;2000年,殷墟被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2006年,殷墟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八十载砥砺前行,殷墟发掘走过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这八十年是殷墟考古工作在摸索、探索、总结和创造中前进的八十年。可以肯定地说,如今的中国考古特别是殷墟考古已是世界考古学的中心。”谈起殷墟考古之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感慨系之。

面对挑战的中国特色考古学

“商文明是世界几个主要早期文明之一,而殷墟文化代表了中国商文明乃至整个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在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的青灰色小楼里,站长唐际根向记者历数起殷墟的价值:通过殷墟发掘使《史记·殷本纪》等文献记载的相关内容成为信史,对20世纪初期史学界盛行的疑古之风作了正面回应;殷墟所展示的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块范法青铜器铸造等技术手段是独有的;殷墟甲骨文是世界三大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对3000年以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根本性影响;殷墟的考古遗迹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的一些重要规则或制度,如中轴线制度及“四合院”建筑等。

而殷墟发掘对于中国考古史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它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考古学领导者,成为“中国考古学摇篮”,还在于它从源头上决定了中国考古学的史学导向,从此,将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互补互证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大特色。由此以降,史学导向的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长期成为学界主流。

近来,也有一些学者对中国考古学传统提出了质疑。在殷墟发掘八十周年之际,有学者撰文提出,在21世纪社会发展和学科发展的形势下,中国考古学和古史研究需要放眼世界,“努力重建21世纪水准的中国上古史”。认为就中国上古史重建的现状来说,将考古发现比附文献记载或简单对号入座的做法,已经无法胜任,并主张通过各种理论方法独立提炼考古信息、复原已逝的过去,从更深更广的背景来重建殷商时期的生态环境、经济生业、聚落形态、城址特点、人口规模、民族关系和社会结构等。

针对这种观点,“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由1928年的殷墟第一次发掘开始,中国的考古工作便是与古代历史的研究密切结合的。自此,中国的考古学家一贯认为考古学和历史学之间存在着彼此关联、互相配合的密切关系。我国是历史文献特别丰富的国家,而且文化没有中断,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是十分有效的研究途径,这是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在考古学研究上的优势所在。但是,指出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密切关系不等于否认考古学的独立性。一个学科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研究,将不同学科研究成果综合起来,才能接近研究对象的原貌,同样,考古学的发展也需更多地吸收综合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知识。”

未来的中国考古学是高扬特色继往开来,还是脱胎换骨融入世界考古学语境?在殷墟发掘已走过八十周年、国际学术潮流风起云涌的当下,这样的讨论对于廓清中国考古学发展迷雾显得适时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