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网速慢、收费贵置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曲折过程再作考量，人们不难发现，问题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始终未能处理好基础电讯服务的企业投入与财政投入、企业服务与政府服务、企业逐利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三对基础关系。
经李克强总理连续3次敦促，三大运营商“被迫”于上周五下午“匆匆”公布了各自的“提速降费”方案。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通讯消费市场，通讯技术水准不输任何一个通讯服务强国，通讯网络覆盖面和用户数量令全世界赞叹。然而，中国通讯服务质量之差、收费之狠之乱、网速长期“短斤缺两”之甚、套餐优惠包之“复杂”、企业接入服务之昂贵等也令人咋舌。
社会舆论对中国电讯服务，始终在给予一波又一波的强烈抨击。可任凭舆论作怎样“抽打”，三大运营商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几乎所有的舆论都把造成这种情形之原因，想当然地归咎为市场垄断所致。其实，把板子打到垄断上，实乃便宜了三大运营商。由于板子没击中要害，三大运营商反倒越打“脸皮”越厚实。
反观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其电讯服务的基础运营商均系“独家经营”。若按中国人对垄断的理解以及对垄断后果所作的线性推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电讯服务，一定会比中国更贵、更差劲，可事实恰恰正相反。
“拿外比内”，中国三大运营商不但是A股市场的蓝筹大鳄，还是海外上市的超级“红筹大鳄”，令国人匪夷所思的是，一方面，全世界都对中国电讯服务网速慢、收费贵感到不可思议；另一方面，却没有哪个国家认定中国电讯服务市场存在垄断行为。事实是，缘于中国三大运营商业务竞争的白热化程度堪称世界一绝，还缘于三大电讯运营商还是标准的全球性上市公司。
拿以上两条一对照，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一个国家认定中国电讯服务网速慢和收费贵系垄断所致，而普遍认为问题出在国有控股的三大运营商，长期一味追求所谓市场效益而不屑于承担作为国家基础电讯服务本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再深究一步，三大运营商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与国资委强调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体系设定不无关系。于是，三大运营商内部层层“唯利是图”，以至于越到基层分公司、营业网点，盘剥克扣用户的乱象越甚。
三大运营商的超高利润之获取，一方面令政府非常隐蔽地“卸”掉了针对基础电讯服务的巨额财政投入，另一方面则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形成了政府“有求于三大运营商”，只能迁就它们、哄着它们的另一种畸型的政企关系。
扒开这层常人很难看清的“皮”，也就解释了监管部门针对三大运营商长期秉持的种种“不厚道、不地道”的整治与纠错，每一次都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最后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了了之。
将网速慢、收费贵置于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曲折过程再作考量，人们在蓦然回首中不难发现和顿悟，造成如此不可理喻之局面的社会与市场的双重“生态病根”，在于时至今日，我们始终未能处理好基础电讯服务的企业投入与财政投入、企业服务与政府服务、企业逐利与企业社会责任这三对基础关系。
现如今，三对关系不但没有摆正厘清，而且早已严重扭曲和变异。若把这三对关系中的“基础电讯服务”予以剥离，广义的“扭曲与变异”，则广泛寄生和依附于社会与市场的各行各业。
正常情形下，工信部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行业主管部门，国资委作为主要出资人，只须两者联手，就有足够的行政权威将提速降费的事儿轻松搞定。现如今，矛盾上交给了李克强总理，且李总理还不得不用“重话”敦促三次，并将提速降费升级为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三大运营商才不得不“有所表示”。
三份提速降费方案公布后，非但没有被广大用户所领情，反而立即遭致大量讽刺和不满，是广大用户天生刻薄乃至贪得无厌吗？绝对不是，广大用户谁也不傻，逐条一对照，立即“照”出三份方案的一大堆“缺乏诚意”。如果在提速降费治标之同时，不理顺社会与市场的三对基础关系，3年后，中国依然将面临新一轮提速降费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