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推进自贸试验区建设，全面深化改革”被列为上海市政府2015年的首要工作。服务业开放合作也是扩大上海服务经济发展腹地、拓展服务业市场空间、增强服务经济对外影响力从而“打造改革新高地、树立开放新标杆”的重要举措。上海服务业的开放合作要开创新的格局，还需在服务业经营管理支持、对外投资促进和保护、周边区域合作三个方面加大力度。
改进服务业经营管理支持
在法律、建筑、医疗、房地产、人员提供与安排、印刷、会展、公用事业、电信、视听、分销、银行、证券、旅游、文娱、海运、航空运输、个体工商户等领域，在原有开放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削弱行业垄断、取消主体限制、放宽经营范围、促进自主定价、简化审批程序等措施。
在不断深化投资管理制度创新、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而扩大服务业外资准入领域的背景下，改进准入之后的服务业经营管理支持就成为关注的焦点。对于试图在沪发展的外资服务企业而言，迫切需要当地政府继续改进以下几个方面的支持。
逐步放松服务业的经营管制。在服务业外资经营管制上，可以通过较高的国内控股比例规定和一定的经营范围限制来控制交通、航交所、证交所、电力运行等网络式服务系统，同时放开网络中运行的车队、船队等一般经济实体。在法律、建筑、医疗、房地产、人员提供与安排、印刷、会展、公用事业、电信、视听、分销、银行、证券、旅游、文娱、海运、航空运输、个体工商户等领域，在原有开放基础上进一步采取削弱行业垄断、取消主体限制、放宽经营范围、促进自主定价、简化审批程序等措施。例如新加坡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呼吁政府检讨所有妨碍服务业发展的各项法规和政策，包括减少对外来申请旅游签证、求医看病准证、专业工作准证、学生就读准证等方面设置的诸多限制。上海还要加强对外资服务企业经营的行政支持。例如，实行外资行政领域一站式服务;设立外国投资官员舞弊调查办公室;实施对服务业外来投资者“点对点”服务协调人制度。在外资服务企业集聚区建设大量绿地与消遣设施，建造国际化外国学校、医院和药店，在政府服务中推广使用英语，为外资企业及其人员提供更加优良的生活环境和投资环境。
上海要加紧梳理各政府职能部门的规章和内部规范文件，加强立法调研，推出服务业专门法律条例，健全服务业行政执法机制，为在华服务机构打造全球性要素资源运营平台以增强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力、控制力和管理力创造层次更高、系统性、权威性和稳定性更强的法律基础设施。进一步地，还要适应全球服务贸易和投资一体化的要求，借鉴经合组织理事会2005年4月通过的《规制质量与绩效指导原则》，注重促进服务业规制政策的统一协调，推进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中抢占相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城市的先发法治优势地位。
多渠道夯实高级专业服务人才储备。鼓励服务企业和专业学校联合办学;设立国际服务经济管理方面的博士后流动站，加大高层次上投入;派出优秀苗子到发达国家学习和实习，邀请服务业国际知名人士来沪讲学;提供系统的优惠政策，鼓励海外学子回沪兴办高智能服务业，并加强服务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服务业信用管理，规范服务业市场秩序，创造良好的服务业创业环境。
来自政府的服务贸易资源和平台上的支持非常重要。上海要尽快建立和完善覆盖全社会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尤其是要成立依照《对外贸易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管理和支持服务贸易的高层次常设性服务贸易领导机构，充分依托本地地理优势，从总体视野(国内外一体化而非分离化)来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政策，用特定区域市场的经营来实现服务贸易网络的扩张。尤其是要加强从国外主要出口目的地市场的角度出发提供获取当地服务消费信息方面的资源和平台支持，还要对这些资源和平台支持加强整合，形成协同、互通互动的支持系统。例如，中国香港就曾充分利用南洋华侨和美加华人聚居地市场以及中国港台地区、韩日、东南亚华人文化圈这些当地平台扩大电视剧、电影、医药等与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关的音像制品等文化创意产品发行网，并确保外销出路和资金回笼。再如，新加坡国际企业发展局作为协助新加坡公司国际化的政府机构，其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推动新加坡作为区域及国际会议与展览中心的发展。该局每年都有计划地向世界各地介绍新加坡旅游会展情况，并在世界各地举办新加坡会展经济方面的研讨会，介绍新加坡发展国际会展的优越条件，促销在新加坡举办的各种会展。新加坡旅游局还曾耗资1.2亿港元推出一项名为“新加坡做得到”的计划，提供各种酒店房租、机票和膳食折扣优惠吸引国际会议“高手”到新加坡。
完善服务业对外投资促进与保护
既然国家已经明确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那么上海就不能在有关保障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谈判磋商问题上置身事外，被动等待国家层面的磋商结果和政策下达，而是要积极参与和推动相关谈判并确保自身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权益保障。
上海需要借助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企业资源、在海外积累的各种政治资源优势以及日益宽松的对外投资体制，协同国家和本市的相关机构部门建立一个统一协调促进、保护本市服务企业集群式“走出去”并安心经营的机制，提高上海服务业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全球影响力。
一是完善上海服务业对外投资促进机制，基本方向是扭转监管过度、促进不足的局限。主要机制是转“管”为“促”，在外管局、商委、发改委之间形成服务业对外投资会商制度或联席会议制度，实行服务业对外投资促进领域一站式、快速政府服务，同时建立“点对点”服务协调人制度。例如，1993年1月成立的新加坡促进海外投资委员会和经济发展局就协同制定一系列包括税收、资金等在内的政策鼓励本地商家进军国际市场参与跨国公司合作、提升新加坡及本国企业形象。
二是完善上海服务业对外投资保护机制。中资服务企业起步晚、竞争力弱，要从机制的高度帮助减轻服务企业海外经营的风险和压力。既然国家已经明确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那么上海就不能在有关保障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谈判磋商问题上置身事外，被动等待国家层面的磋商结果和政策下达。而是要积极参与和推动相关谈判并确保自身服务企业对外投资的权益保障。在中美金融领域相互不对称开放问题上，上海就得主动行动，形成自有主张，大胆向政府陈述或者提供支持，敦促美方落实承诺和扩大市场准入。除配置海外投资保险机制之外，上海相关政府机构(商委等)还要充分利用广泛的驻外机构网络，给海外的服务企业提供足够的战略保障，包括政府间相互施压、整合政府信息资源、完善各种预警机制、促进相互合作、海外提供所需公共产品和服务，避免这些企业在国外市场上以各种借口被孤立。
促进周边区域合作实质性运行
在诸多客观障碍非一省一市所能克服的情况下，更为务实的做法是强化和提升基于交通、社会保障、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一体化，区域内相关省市政府达成服务业自由投资贸易的共识或协议，让区域内所有服务企业享受自由投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权利。
长三角地区眼下已经就“推动经济转型升级、联动实施国家战略、深化重点专题合作、完善合作发展机制”等事项达成新的共识。但是要真正破除各种不合理的行政性壁垒、增强长三角区域服务业市场开放程度、促进该地区要素资源的无缝对接并培育和发挥上海服务业对内辐射力，还必须促进这种区域合作机制进入更加务实且实质性的运行轨道。
上海及各区县要破除思想和行政等方面的有形和无形屏障，以受益于和利于周边地区的发展的心态寻求同周边地区的高层次竞争和分工合作(例如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在这个过程中，加快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周边甚至更远地区的转移，加快发展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为主要载体的高等级服务经济，夯实金融、航运、贸易基础设施和法律等专业服务方面的优势，构建面向整个上海和长三角的综合服务平台(例如融资及融资服务中心，现代物流中心，信息中心，要素集散中心，组合港式国际航运中心、亚太地区的国际航、空港和高效陆路交通中心为支撑的综合交通枢纽，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基地和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示范基地)。
目前长三角区域内各地服务业在总体上首先是竞争不足，其次是合作不足。长三角尤其是上海为率先形成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首先要促进区域内服务业竞相发展;同时在强化竞争的基础上加强合作，大力推动区域内各地服务业整合发展;甚至要跳出长三角在“一带一路”等更加广阔的空间内推进竞合发展。在诸多客观障碍非一省一市所能克服的情况下，更为务实的做法是强化和提升基于交通、社会保障、金融基础设施等领域的一体化，区域内相关省市政府达成服务业自由投资贸易的共识或协议，让区域内所有服务企业享受自由投资、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的权利。
创造商务成本“洼地”吸引服务业投资是上海市各区县政府普遍采用的发展手段。但是服务业具有特殊的商务成本敏感性，各区县需要基于商务成本敏感性加强市内服务业整合式、互动化发展。首先，需从更加宏观的视角把握本地区的商务成本策略。同时，考虑到商务成本具有很强的内生性(并不完全决定于政府的有形调控)，例如区县竞争中的商务成本的不均衡发展为服务企业基于商务成本敏感性调整地理布局及其空间组织(资源配置)提供条件，服务企业的运营活动地理布局及空间组织调整又为各区县商务成本的变化提供主观推动力。因此在引资过程中要有前瞻性眼光注重通过本地的适当集中或者分散营造可持续的商务成本优势，不能褊狭于局部和短期，不能一味地强制压低商务成本，更不能任由商务成本的恶性膨胀(例如目前强势的地方政府可能迷恋土地财政推动的房价高涨，中心城区的过度集中可能产生与交通、生活等瓶颈相关的交易成本上升)。其次，各区县政府需要从更加战略性的视角把握本地区的商务成本策略。一方面，要在准确把握本地商务成本发展现状和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并以提升城市功能和产业层级为依归有所取舍，做好将来相当长时间内还能持续有效的本地产业战略定位。另一方面，要在引资过程中紧扣这一战略定位以集聚吸引本地城市和产业战略所需特定生产要素为导向，营造能够引起特定服务业目标企业尤为高度敏感的特定商务成本优势，并适当设置进入门槛，确保项目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第三，在条件比较成熟的情况下，还有必要加紧对中心城区各区进行调整和整合，拆除经济藩篱，推进上海市区作为一个整体形成结构优化、布局合理、各具特色、协调发展的现代服务业体系。
在既定的政绩考核体制下，长三角区域内地区之间的开放合作要充分考虑高铁经济和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所致的“虹吸效应”。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制度创新及其扩围和扩散将不断强化上海在交易成本降低方面的吸引力。随着高铁开通和上海开放带来的流动便利持续释放，城市间生产要素加速流动，促使资金、人才、信息向发展环境更优越、行政效能更高的局域聚集，规模大、实力强的城市所得利益将会更加明显，而投资环境不佳的地区会因为消费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文化氛围不浓、城市环境不佳等原因面临人才、企业等流失的窘境。这固然需要各地增强各自资源和体制吸引力减少这种效应，但是同时也需要相关地方政府针对受损区域达成合理可行的利益补偿协议以促进区域合作具有更可持续的机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