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天下周刊报道，在世人眼里，他是那个早年得志、却在如日中天时被一棍打蒙的“倒霉蛋”。经历四年牢狱之灾、一手创下的家业尽失之后，这位前湖北首富在做什么、想什么?
兰世立看了看这个咖啡厅，提议换到一个更清净的角落。坐下后，他又和秘书对调了位置，担心朝向门口会被人认出来。当被问到是不是担心人身安全时，他说自己高调地见记者、开发布会，一部分是出于这种考虑。所有见到兰世立本人的记者，都是被短信告知具体时间和地点的，因为行程随时在变化。
“晚一点我们不一定还在这里，”他的秘书说。
兰世立刚刚从新闻发布会现场赶过来，他在会上悬赏100万元人民币，公开征集原武汉市副市长袁善腊和融众集团董事长谢小青的犯罪证据。2月23日，也就是发布会的前两天，他已经向湖北省纪委及湖北省人民检察院提交了《关于对袁善腊严重违法犯罪行为的控告》。
这位5年前入狱、破产的前湖北首富去年出狱后，就将矛头指向两个“仇人”。为争夺价值数十亿的东盛地产股权，双方的官司已经持续了5年，现在还不知何时才有结果，三审原定于2月19日开庭，但在双方激烈的互相指责中，法院临时宣告延期。
在几个小时的谈话中，他好几次不自觉地去回忆在狱中的可怕经历。然后又马上说，“我不会纠缠过去，到处鸣冤，那样就成了顾雏军。”可以想象，他难以短时间内把这一场牢狱之灾从记忆中完全抹去。他曾认为这会成为人生污点，毕竟犯罪和坐牢的经历都不算光彩，也曾担心出狱后会被朋友疏远，但至少民营企业家这个群体对他还算热情。
兰世立还不到50岁，不得不更多的思考未来。他不止一次地放出豪言：“要带领东星集团超越过去，要不然还不如养老。”但未来究竟要做什么，他回答得非常谨慎，对于细节则三缄其口。
即将开展的所有项目，都是他在狱中思考得来，甚至连计划书等细节都已经考虑周到。这些脱离社会空想出来的项目的实施性有多大?他本人也曾怀疑，所以出狱后不断找人去聊，并以最快速度去补齐知识断档。现在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微信、微博、两个QQ群，以极亲民的态度与所有关注他的人交流。他随身携带两个手机，一部Vertu是用来接电话的功能机，一部iPhone5s是移动上网的智能机。
作为一个告别监狱生活才半年的人，他看上去状态不错。外界惯常把他与褚时健等同样有过牢狱之灾的企业家类比，他不以为然，“奋斗十年了才一年几千万的生意?”在他的想象里，未来的东星远非如此，“在过去最辉煌的时候，东星的合作伙伴都是GE、空客这样的跨国集团”。
但这份豪情触及地面的时候会怎样?涉及几十亿资产的官司悬而未决，兰世立坦言自己对胜诉、拿回资产并没有抱太大期待。即便存在胜诉的可能性，那也会是在很久之后，他没办法把自己接下来的人生全部押注在上面。
对于其东山再起的资本，还有一些未经确认的传闻，一是他入狱前令数个分公司停止运营，避免了被查封，二是他在海外还有部分资产。这似乎与他在一些媒体报道中表现出的窘境相悖，比如东星集团已经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以及所剩资产仅为一个年营业额400万的景区，等等。
他仍然维持着多年前的出差标准，下榻在位于北京国贸的中国大饭店，一个曾经代表了尊贵身份的地标。站在贵宾休息室的大玻璃窗前，兰世立透过雾霾，遥望斜对面的招商局大厦。那里曾是东星国际旅行社北京分公司的办公地点，“当时一整层楼都是我们的。
“我要讲冤案的话，就要面对强大的政法系统，要是说破产案的话，就要让一个央企、一个地方政府承认错误，这是奢求”
今天(接下来)会去哪里?不确定。现在还不怎么忙，是一个修身养性的时间段。我在一间牢房里待了一年多，一般的犯人还可以在监狱里活动，而我却不能出房间，那时就知道，只要有自由，一切都可以不要。
我出来了就有两个选择，要不就是重整河山，要不就是退休养老，反正下半辈子的生活费还不愁。无论哪个方面，我都要超越过去，才有意义去做。
我在监狱里面甚至有一年半时间不能跟其他人讲话，就在想一些项目，想我出去该做什么，如何做计划书，有些还要和政府谈判。我现在做的，就是在狱中想的那些。
我当时也想过，这些项目会不会落后，有没有实施的可能性，大家会不会认可。出来之后，我跟地方政府谈，市长和书记比我还激动，企业家朋友也说很超前。昨天(2014年2月24日)半夜两点，我还在和北京的几个企业家谈项目的推进，马上还要去赶下一场。
接下来要做的事，肯定和原来的行业相关，但是肯定会有突破。我原来做旅游、地产、航空，还有相关的IT产业。现在要做的不限于原来的形式，因为涉及到选址、项目合作，所以还不好讲太多。
这里还有大把机会。中国的旅游和航空这几年不仅没有进步，反而还退步了，又退到了散、小、慢的局面。航空就不用说了，春秋收缩到上海，其他都被国企一统天下。
这几年，我订了二十几份杂志，网络的变化，我在里面也了解得很多，去哪儿、途牛我也都了解。因为我出来之后说这些说得很多，就有人误解我要去做互联网，其实我只是说形势。
我现在的主要精力不在打官司上，都是律师在做。我要把精力花在这上面，万一官司拖个四五年呢?万一要是判我输了呢?那我就是花几年时间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我也不需要那笔钱来启动，那样的话还不如出来就退休养老。
我的公司原来有7000多人，现在只剩下200人。当时抓我的时候，公司的高管基本上也都被抓起来了，有的人关一个月，有的人关几天，反正企业肢解了。我回来后招了些老人，又招了些新人。老人主要都在武汉以外的分公司，当时出于自我保护，外地的生意主动停下来了，否则就被剿完了。
这次为什么在北京开发布会?至少不会像在武汉那样被停电。人身安全也是我开发布会的原因之一。如果后面再搞个什么案子把我关起来，我还能说话吗?
我不想纠结恩怨情仇，如果一辈子鸣冤，就成了顾雏军了。我要讲冤案的话，就要面对强大的政法系统，要是说破产案的话，就要让一个央企、一个地方政府承认错误，这是奢求。所以我这次要通过正常的民事诉讼，把我被骗的资产讨回来，这个比较简单。但没想到开庭前，袁腊善和谢小青还跑出来开发布会，对我进行人身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