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这些，让保育钧一直不解的是国资委当时的相关配套政策，比如国资委规定军工、电信、石化等七大行业的国有资本要有绝对的控制力，这无疑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民营资本的进入几乎是不可能的。
民营企业的改变
保育钧认为，民营资本在此次政策出台后，也不能再犯上次的错误，要摈弃等靠要的思想，积极主动地督促、帮助甚至参与细则的制订工作。
“有什么要求可以呼吁嘛，可以通过有效合理的途径表达相应的诉求。”保育钧希望民间资本的声音大一些，合理的表达自己的要求。
比较起上述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煤老板的消极，温州的民间资本还是相当积极的。从条例颁布到记者接通周德文电话的5月13日晚上的很短时间里，被温州民间资本誉为民间资本代言人的周德文接到了十几通电话，都是温州当地的企业家询问“新36条”的状况的。
“温州的企业家和你们记者关心的问题一样，不停地询问新条例与老条例相比有什么区别，是不是真的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条例上说的垄断行业，这条例能持续么，能贯彻执行么？”周德文说温州的企业家之前都盲目信任政策，可如今觉得政策风险比投资的风险还要大。
周德文说温州投资协会很快将开始着手研判新政策，很多企业家还是认为无论如何，“新36条”都算是给民营资本一些可能的进入方向。
而且，以周德文为代表的温州民间资本其实在山西事件以后一直在反思，据周德文介绍，反思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温州的投资模式是不是有问题？二、温州的民间资本之前是不是过分相信政府、相信政策了？至少是没有弄明白政策就贸然投资了？
在这种反思情绪的指导下，温州民间资本目前正在酝酿温商对外投资联盟，希望通过抱团和更专业的机构进行投资，投资联盟通过建立投资专项基金的方式运营，比如金融投资专项基金、交通投资专项基金等。
周德文相信，盘活民间资本不仅仅是民间资本自己的需要，也是国家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