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12个员工，没有一个人跳楼的原因是跟工作相关，跟薪水相关。”郭台铭在股东会上自辩。根据深圳的规定，雇主为非工作造成的死亡、伤害抚恤，只需提供大约1万多元。而富士康的抚恤金显显然大大超过这一数字。
5月底，富士康内部传出一个过劳死的员工，家属直接开口向公司要求25万抚恤金。另外，最近也有很多员工打电话到富士康园区里的关爱中心，直接开口询问赔偿金额。“这有可能造成全国性示范。”一位富士康高干对《环球企业家》说，如果用“赔偿”来执行，后果会不堪设想。
6月8日，郭台铭宣布，抚恤金不再发放。
如此意外效应，归根结底，是因为郭台铭总是相信能够用金钱解决一切麻烦。
在3年多前的台湾前《壹周刊》记者臧家宜恐吓案件中，郭亦曾主动开口允诺一笔巨资，试图买下臧家宜撰写的一本揭密郭台铭私人生活的书的版权，阻止其出版。
郭台铭于2008年再婚，年轻妻子曾馨莹如何赢得青睐？郭台铭自己就说，“在她身上我闻不到钱的味道。”的确有太多人是因为钱而接近郭台铭，他自己也习惯用钱来解决问题。
去年，富士康员工孙丹勇自杀，郭台铭同意一次性支付36万元人民币赔偿金，更对孙丹勇父母承诺，会照顾他们一辈子，每年给3万元人民币的安家费。郭希望让其家属拿到钱后不要再吵再闹，但这却反而成为变相鼓励自杀潮的起点。
富士康法务部此前拟出一个文件，希望让所有员工签署。条约大意是说，今后的自杀者，不能领取超过法定之外、多出来的抚恤金，家属绝不向公司提出法律外要求。不过，郭台铭在记者会上却说，“我打了一个X！”他称，这一条约不会正式执行，他不会叫所有员工都签署。
如此言出反复和措施失当，再清楚不过地表明郭台铭在应对此次自杀危机时的被动和困窘。
失控
一切的一切，都跟郭台铭的管理风格有关。从他整个危机处理的过程中，可以窥见。
5月26日，郭台铭在深圳龙华面对中外媒体的这天，平常在上海上班的胡国辉，在半夜三点被叫起开电话会议，一大早即飞抵深圳。
“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变化抵不上一通电话。”这是众人熟知的郭语录。富士康的所有高管都已经适应了郭台铭特有的“手机管理”方式。在以往，每到周日，郭往往会打来电话，寒暄之后，会详细询问一周的业务情况，即使跟随郭数十年的资深高管，每次亦如临大考，详细准备。而平时，郭台铭会在车上把某些想法和看法立刻打电话给高级主管们，到达某地后迅速开会，讨论某项目是否可行或是否投资，富士康的高管们亦因此养成了快速反应、快速执行的商业素养。
现在，富士康的所有高管的手机更是24小时保持待机状态，随身带着充电器，因为不知道郭会在什么时候打电话进来。
5月22日晚上，郭台铭召集主要高管在龙华开会，讨论应对自杀危机方法。每个人却都面面相觑，没有人能拿出彻底解决的方法。“把我从楼上丢下来也好。”郭台铭说，他没有把握会不会再有下一个自杀案例。这样的丧气话，过去是不可能从郭台铭口中说出来的。他说这话的时候，额头猛流着汗，毫无惯常的威风。“一个月来，我每天晚上只睡4个小时。”郭说。
5月22日起，富士康各厂区开始执行“安心项目”，希望“每个晚上都平安”。不过，不到48小时，就发生第十一起员工跳楼案件。
富士康找了两岸很多心理专家到龙华，甚至还刻意在中外媒体面前开了一场意见沟通大会，但到了5月26日晚上，就发生第十二起员工跳楼。
看起来，郭台铭做的任何努力都毫无效用。再多的手机管理，再强的企业执行力，面对这种非商业性挑战，全都不再适用了。“第1跳第2跳我就应该注意，直到第5跳，这是我的失职。”郭台铭称。
郭台铭之前常常说，富士康成功的关键是“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但现在这个排序看来要重新改写了。这么多年来，郭台铭可能没有认真想过，每天在生产在线要举起三千次手臂、常常被保安无理斥喝、住在拥挤宿舍中的一个个员工，也是别人的儿子，也是别人的女儿。
郭台铭一岁多的小女儿妞妞，最近在台湾打疫苗，身体很不舒服。她对着电话向老爸爸大哭了30分钟，不能陪在心肝宝贝身边，郭台铭说自己的心都碎了。
郭台铭在股东大会上承认，没有认真关注中国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变化和90后年轻员工增加引发的劳动力人群结构变化，是其这次得到的最宝贵的人生教训。
“他集超级业务员、超级工程师于一身。”台湾大学国际企业系教授李吉仁说。为了订单，他可以自己换上工作服跑到第一线开发模具，也可以飞越太平洋到客户公司，放下身段等对方接见。
郭一个人能做这么多事，确实是超人。他显然希望这成为由他缔造的这个富士康帝国的基本文化。
金融风暴后，郭台铭选择重回第一线。他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他的秘书不仅要提醒老板开会时间，还得提醒老板什么时候该进食、该休息。
这样的工作节奏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适应。一位前龙华厂的台籍高管对《环球企业家》回忆说，那时往往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好不容易可以回宿舍休息，但有时半夜一两点会接到郭台铭下飞机的电话，立刻就又被叫回办公室开会。
下一篇：没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