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企业越“无情”，则越接近现代企业管理规则，老臣和新聘用的高管发生冲突往往很难避免，前者认为职位是苦劳的回报，后者则认为职位是能力的体现，同时企业也无法对老臣实施绩效考核。黄怒波说：“前十年来的人认为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怎么和你拿一样的钱？你怎么职务比我高？忠诚度就出现问题了。”
尽管感情破裂，但还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这种大家庭观念更似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意识残留。中国人的“大家庭”观念似乎应该扩大为视整个社会为“大家庭”，至少是企业所处的社区，而不是局促在手能摸得着的组织范围内，所以分家或者组织裂变并不可怕。
黄怒波说：“过去的社会讲究仁义礼智信，仁和信在那儿，声誉败坏的成本很高，以后没有人和你做生意了。现在则是大不了我在你这里坑一把，我走了，上别的地方去。中国社会目前面临着信任制度的严重缺失。在美国，一旦进入破产，一旦失去信誉，你再不能再经营了，信誉本身有一套体系。在中国做企业，首先产权一定要明晰，不能稀里糊涂，随随便便讲哥儿们意气；第二，利益机制、治理结构要弄清楚；第三，要有一个完善的组织，这样就简单了，愿意走就走，自然会有人来；第四，创业的原始团队发生裂变不是坏事，每次裂变会走掉一些人，企业变得越来越稳定。这个观点听起来很残酷，新人来了，会按照新的游戏规则来做事。裂变对社会来说，也不是个坏事。像冯仑他们裂变了，出来了潘石屹这么多人，这个社会又多了一些人才，回过头来还是朋友。”
在法律框架下的企业裂变往往产生更多的企业，对经济发展更多的是正向促进，黄怒波笑道：“裂变是一种常态，只能让中国的企业管理越来越完善，家族的概念以后一定会慢慢被打破，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像柳传志领导的没有家族的家族企业。裂变是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一个秘密通道。很多企业家看到这句话，就心理平衡了。”
战略在别处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挤在风景区的标志牌那里排队拍照，再拿回来告诉周围人，我去过某名胜了。旅行是寻找精神家园的一种行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都市人对古城镇、山林、雪山和大漠的向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无家可归成了世界的命运”，这个家就是精神的家，在德尼·古莱眼里，现代人失去精神家园同样也是“发展的代价”之一。
习惯生活在别处的诗人黄怒波把战略也定在了“别处”，先是旅游地产模式，现在已升级为度假地产模式，这种差异性战略使中坤避开了地产业激烈的竞争，同时也带动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1996年，黄怒波往宏村投资的时候，很多人说北京来了一个傻子，居然能给他们一年17万元的门票收入，第二年宏村门票收入就达到400万元，如今接近一亿元。李安的《卧虎藏龙》也在宏村取景，但让黄怒波骄傲的是，在中坤的适度开发，就地保护的努力下，宏村成了世界文化遗产。黄怒波又说：“宏村是我的一只强大的提供现金的奶牛。”
社会越进步，人们就会从简单的购物等物质需求转向精神需求，精神需求首先便是文化需求。黄怒波说：“现在中国的城市人口只有15％－18％，日本是50％，而中国城市化步伐不可逆转，那么算一下，人口达到25－30％的时候，城市的空间就很大了，但是相对于它的另外一个空间，比如古村落的空间越来越少了，那个时候，这就变成了稀缺资源，所以一定要看到这个战略趋势。”
度假地产提倡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即第二生活空间。中坤会员制的红山楂俱乐部，提供各种度假产品，比如每年到黄山梓路寺做禅修，参加一个研修班，通过禅修解决一个内心问题，或者去田纳西，住在中坤的牧场，美国的世界乡村音乐节在那里举办，可以体验猫王和另外一种文化。黄怒波说：“度假别墅是可以向会员销售的。销售以后中坤替会员经营，大家分成，过几年以后还可以卖回给中坤。”
葡萄酒文化是世界性的强势文化，很多人心向往之，在法国波尔多、勃艮第拥有名庄，对富豪来说，也是极度奢侈的梦想。黄怒波说：“中坤在延庆的葡萄酒庄，今年就开始推广，有2500亩葡萄园，我们自己种500亩，剩下的2000亩招募2000个会员来，一人拿一亩，自己选葡萄品种，可以自己种，可以代种，然后提供私人酒窖，可以持有50年，也可以转让。这就变成了一种业余精神的消费，酒瓶、酒标都是自己的，所有的都是自己的，可以送朋友，可以自己喝，还可以卖。在北京找2000个人来做庄主毫无问题。中坤有规模优势，又占了最好的位置，我希望形成一个文化带，一个产业链。”葡萄酒也并非舶来品，精绝国遗址—和田尼雅古城正在中坤的管理之下，那里出土过数千年前的葡萄藤和储酒罐。黄怒波说：“‘葡萄美酒夜光杯’，这是中国的葡萄酒文化。”
黄怒波认为，看到后三十年的发展，看到人们消费模式的改变，就肯定站在制高点上。他说：“我又有土地，又有地产，又有宾馆，又有新的生活方式。我所做的事门槛很高，国有企业不做，因为它看不上；上市企业不做，因为它的利润回报不很强。小的民企不做，因为没有实力，大的民企不做，因为没有文化。”
我是内心矛盾的人
诗人本人和生活之间存在一种相对紧张的关系，如果他和生活的关系很和谐的话，往往写不出好诗。诗人需要面对内心来写作，要体验痛苦，超越痛苦，以表达普世的情感、苦难和哲学思考。黄怒波坦言这种紧张的关系始终存在，“作为诗人有意识要给自己找张力，不能和生活协调，真正的诗人和生活不是统一的，他不会向生活妥协。诗人永远会说今天为什么不够好，在这个意义上他是习惯批判的。诗歌有一个特点，能写出张力很强的诗的人内心一定很矛盾，很痛苦。我批判的都是我自己，批判的是财富、都市化、不平等，我必须从诗人的角度找出一种张力来，诗歌和诗人的魅力就在这里。做企业也是如此。企业要发展壮大，要追求利润，在这个过程当中，既在创造，也在破坏，同时，我和我富起来的诗人身份还有冲突。在企业家的位置上，我会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秘密通道，企业财富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以及财富积累的残酷性。作为诗人的我在这个时候写东西就有张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