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说：“我们讲西方所有的制度设计都很好，很完美，资本主义发展这么多年，企业制度越来越完善，美国也好，其他国家也好，但是现在看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这种管理模式并不能真正应对社会不断进步的需求。西方管理学架构建立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市场经济的内核就是新丛林法则或者是达尔文主义，就是适者生存。我们应该适度地考虑到社会公平的问题，做企业也要有一个正确的意识。这次金融危机实际上对西方的管理学提出了挑战，很完美的管理学理论和架构不能够解决社会的公正问题，最关键不能解决人的道德问题。”
东西方哲学是两个不同的体系，西方中心论者认为中国现在有什么新诗，无非是从他们那边拿过来的。这种说法让黄怒波有些郁闷，而绝大多数西方人又是这样想的。通过和日本以及欧美诗歌界多年接触，黄怒波发现其实中国新诗的张力远远超过现在的日本和西方同行。中国的新诗该何去何从，中国企业又该何去何从，这是黄怒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靠市场极大的饥渴、机会主义加上西方管理理论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也带了很多困扰社会的问题，那未来的三十年，中国企业依靠什么去健康发展？
黄怒波说：“金融危机是一个触及根本的大教训。我认为整个世界经济结构必然有所改变，中国经济结构必然有所改变，反过来整个西方管理学思想一定有改变，这是中国管理学思想出现的好时机。”其实，对于中国思想和管理本身的融合，日本企业家似乎走得更早。创立两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稻盛和夫曾经坦言，美国是个欲望驱动型的社会，和东方社会不同，在经营技巧上可以师法美国，但在管理问题的核心部分，他主要得力于中国的古代思想。黄怒波也说：“我们要解决掉自己心灵对财富、对社会的看法。”
如何产生有价值的基于东方世界的管理理论，对中国的企业界和学界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不仅仅是摘抄古人警句比附西方理论，以显示我们先于你们多少年提出那么简单。1995年，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走访了东南亚之后就曾经问过自己，2005年后，华人企业管理的秘密能否成为管理学畅销书的题目呢？
与日本相比，中国是华夏文明的嫡传，日本是私淑。长期做学生的日本尽管缺乏思想革新的勇气和魄力，但由于中国百年来的文化断链，旧文化、旧秩序中优秀层面，显得模糊不清，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现代人如何体认，如何扬弃，如何和西方理论互补也是很大的问题。
黄怒波说：“我想中国的管理学思想要回到我们的文化源头去找，这个要尽可能去找。”就像一个游子，走得越远，则越想家，家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支撑，使内心不迷失方向。产生中国企业未来的管理理论成了当下中国商业领袖的一种责任，检讨过去，展望未来。过去三十年的中国企业实践是否缺乏历史纵深？黄怒波说：“要回顾中国企业的发展史，尽管短，但是这种短不能拿过去的二百年来比，因为现在发展的经验和起点都不一样了。”这也是很多企业江湖大佬的共识。
裂变是民企成长的秘密通道
和早年羞于言诗相似，若干年前，黄怒波对中坤发展史上的一次严重分裂也曾经视为疮疤，羞于提及。由于中国传统文化链的断裂，原本礼教约束的中国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加上很多原则性的东西，中国人并不遵守，所以很多事情变得微妙起来。当然中国人“家本位”的习惯，并未改变，视组织为“家”的扩大。在创业初期，主要创业者和老臣们亲如弟兄，这既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组织的效率，但一旦企业做大，老臣们就很难管理，甚至会私下将企业瓜分。黄怒波遇到的情况是最为凶险的一种，有点你死我活的味道。他说：“我用他们做日常管理，我整天到处跑，做战略，比如弄宏村那个项目。没想到从会计到司机全都叛变了，他们把企业的一些股份都改掉了，把一些房产都放到他们的名下了。一旦发现感觉很震惊，问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我没有错，可他们却认为企业是他们做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企业的资本是谁出的。”
时过境迁，当时很寒心的黄怒波，如今心境超然了很多，他发现裂变的不仅仅是中坤一家企业，这几乎成了所有民营企业需要跨越的一道坎。黄怒波说：“这是中国企业管理的一大特色，西方管理理论没有这个，尽管在美国也有人情存在，但涉及到经济利益的时候，大家都是很守原则的。美国的法制很健全，产权界定很清晰，违法的成本很高。最后一点非常关键，之所以中国的经理人一直没有形成一个阶层，没有形成企业家精神，就是因为职业经理人违法的成本太低了。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发展太快了，大旗一树，应者云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财富的增长会那么快，心理都失衡了。大家都在问，你凭什么？儒家的思想是尊重秩序的，这在过去多少有一定的约束力。老子的思想是均贫富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团队也会裂变，但是对财富的分配很难做到平均。”
如何激励高管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年薪10万的时候，他很好，你给他50万的时候出问题了。最近我们有高管辞职走了，你就难理解，他的年薪一、二百万呢。问题出在哪里？他掂量掂量，做企业不就这样嘛，你这个老板不就天天游山玩水写诗嘛，我也能啊。我反正有一笔财富了，我不一定做你这么大，回家开茶馆行不行？我们也尝试过很多激励机制，我们让他们做股东，年底分红，但解决不了组织裂变的问题，你给他期权，他第一时间变现走人。”黄怒波笑言。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黄怒波说：“西方意识中有一个假定，每个人都会尽职的，还有一个判断，从新教伦理来看每个人都是罪恶的，是需要约束的，需要救赎的，所以新教理论就是说，我们在做所有工作，都是在向社会赎罪，向上帝赎罪，我们要通过让别人快乐我才快乐。它有一个假定。但是我们没有。”绝大多数中国人没有真正信仰过任何宗教，从古到今皆然。中国民众信仰的是一种暗示物质利益的、带有严重巫术色彩的“人神交易”。区别于群氓的士大夫阶层则在“修齐治平”的理想中，激励并约束自我，以寻求身心的哲学超越。当士大夫精神像一缕晚霞消失于地平线之后，能否告别“群氓时代”，对当代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企业所遇到的只是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