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与诗道
诗人和商人这两种人，在大多数中国人视野里都属于异类，是被边缘化的。尽管诗人在其身后常为人所津津乐道，但很少有家长愿意让孩子成为一个职业诗人，在他们眼里，诗人是不容于社会的，甚至无法谋得稻粱，在精神上，世人对成功的诗人是倾慕的，当然也有附庸风雅的潜意识在内，在物质上，世人对诗人则充满鄙夷；对于商人，世人则往往持相反的态度，在物质上，对他们是羡慕的，在精神上，看他们则难免带有阿Q式的鄙夷，甚至愤怒。尽管揆诸中国三千年诗史，绝大多数诗人是以写诗为副业的官员，不少人政绩斐然，但那些为数不多、颠沛流离的诗人往往更让人们印象深刻，以至于生出诗人要么举止乖张、要么注定饿死的印象。黄怒波属于前者，尽管他已经不再是公务员，而是一个企业家了。黄怒波也承认，有一段时间，他是羞于告诉别人自己是一个诗人的。
现在更多的人把黄怒波的两种身份结合起来，以展示其是一个异于常人的成功企业家—一个金光闪闪会吟诗的怪物，但黄怒波对诗、对管理的思考则很少为人所关注。对于诗，对于管理本身，人们很难深得个中三味。真的诗人不是风花雪月的女郎，也非饱吹饿唱的酸翁。诗是一种生命的节奏，既需要创造性，又需要节制性。某种意义上任何艺术都是生命的节奏，在诗称为韵律。管理也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一项职能，不是制度和工具理性所能涵盖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门艺术，尤其在信息不充分时如何决策，以及如何领导变革等问题上。
黄怒波说：“诗歌有它自由张性的一面，因此它就与其他文体有所区别，但是它确实是非常有节制的，需要韵律、结构、笔意和意境。我经常创作诗歌，而我不能用我用过的风格，我也不能模仿别人，我得写出自己的个性来，但是它毕竟是诗，让人一读就知道是诗，不能胡来，不能写的不是诗了。反过来做企业也是一样，它是企业，必须按照企业的规则来运作，比如它需要一个团队，它要有盈利模式，要有它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一样的，企业还需要个性。同时，写诗和做管理一样，都需要通过长期训练才能提升能力，前者是把握语言和思想的能力，后者则是拿捏组织问题的能力。”
旅法诗歌翻译家徐爽认为黄怒波的诗和弗朗西斯·彭热（Francis Ponge）存在某种冥冥中的相似性。意大利现代主义文豪卡尔维诺评价彭热:“他是无与伦比的大师，因为《万物有本心》中的简短篇章和他的其他同类作品，虽然读的是一只虾、一个石子儿或者两块肥皂，但是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战斗范例，他要迫使语言成为万物的语言，语言从万物出发，归返到我们感官时却已发生变化：获得了我们投放于万物中的人性……他要通过词汇轻而无实体的、粉未般的纤尘来重建世界万物的物性。”尽管黄怒波没有读过彭热的诗作，因为彭热诗在国内几乎见不到译本，但他承认徐爽所说的他的诗与彭热诗存在某种共性—破坏，破坏了诗歌传统的叙述结构和想象，产生了一种新的结构。黄怒波诗的散文化倾向和咏物倾向也与彭热在某些程度上暗合。
这种暗合让黄怒波产生了很大的自信，也促使黄怒波反思，我们需要向西方学习什么？又该如何面对传统？这不但是诗歌的，也是管理的。黄怒波说：“这么多年来，从诗歌上看，我们民族也存在着创新能力不够的问题。为什么呢？新诗一诞生就是模仿的，五四时期整体是在向法国等西方国家看齐的。20世纪80年代，朦胧诗的兴起，以北岛为代表，又是在模仿西方，一切都向西方看，不是以自己的东西来创新。”
从深层次的民族心理上看，由于过去一百年的屈辱，反帝反封建成了时代的强音，民族自信严重缺失。黄怒波说：“这个时候大家就说我们的文化有问题，应该全部不要，所以要打倒孔孟之道。但是孔家店倒了以后，该向谁学习，我们看到了西方的文化。尽管当时有争论，但基本上全盘接收了。为什么两次新诗的崛起没有和中国的现代性启蒙结合起来，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诗歌和我们企业发展也是相似的。”
对于中国企业现在的产能过剩，黄怒波认为是习惯性模仿造成的。他说：“长期存在一个同质竞争的问题，人们只能跟进某个领域，没有别的创新能力，产能过剩是一个创新能力不够的民族悲剧，为什么中国一做就产能过剩，结构要大调整，结果消灭掉一大批。”
黄怒波认为不但诗歌应该回到母语的怀抱，否则无法体现中国新诗的自我超越性，同时，在管理理论上也应该重新审视西方来的东西。这一点不但黄怒波，被称为“发展伦理学”之父的德尼·古莱（Denis Goulet）站在西方的立场上也早已警觉。他在《残酷的选择》一书中呼吁人们要正视“发展的代价”。“存在理性”决定弱势民族要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不得不努力发展，诸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进口替代”、“出口导向”、“市场化”等政策显得理直气壮。弱势文明及弱势群体是脆弱的，因为他们无力抵抗物质文明的“诱惑”；强势文明及强势群体也有脆弱性，因为他们无力化解发展带来的“冲突”。前者造成了生态失衡、人口暴涨、环境污染和自然家园的破坏；后者则破坏人的本真存在状态，整个世界充满了暴力、不道德、丧失理性的现象，人们普遍产生了“被疏远”、“被遗弃”、“无归宿”等感觉，精神危机和心理恐慌与日俱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