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苦日子过了好几年，一个偶然的机遇让华星脱颖而出。1997年，柴国生在复旦大学的老师找到了他，这位老师当时接受了国家一个重点项目，需要进行技术实验，进行项目合作攻关，他们在国内找了一圈，包括不少大企业，但都找不到合适的，最后发现了华星光电，此时的华星光电在节能灯行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其他同行。
最后，“华星”与复旦大学合作对“节能灯光衰机理研究”获得成功，使节能灯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华星率先采用涂膜保护水涂粉新工艺生产的节能灯管，平均寿命长达8000小时以上，2000小时通光维持率达85％以上，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该项目于1999年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998年后，华星光电在“紧凑型高效节能灯”方面实现两大创新：一是大功率，创造了65瓦以上的节能灯，突破了节能灯没有大功率的禁区；二是往更小的方向发展，3瓦、5瓦的家庭型，引导行业潮流。这两大突破，让华星光电确立了自己在电光源领域的领先地位。
柴国生说，雪莱特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完全是抓住了两个机会。一个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带来的巨大机遇，一个是节能灯的高速发展时期。
柴国生的心愿是“要成为中国最好的、世界一流的照明企业。”2003年，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汽车氙气金卤灯问世并开始投产，并在2004年粤港关键领域重点突破项目“新型汽车氙气金卤灯及LED尾灯光源的开发及产业化”竞标中一举中标，现已成为企业继节能灯之后的第二大支柱。
从抱团取暖到任人唯贤
从2007年9月到2009年8月，国内第一起因为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引发的诉讼引起市场瞩目，耗时两年，从区级法院一路打到最高人民法院。官司的原被告双方，是雪莱特董事长柴国生和原董事、副总经理李正辉。
2002年底和2004年7月，柴国生分两次将名下的38万股、63万股公司股份赠给时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李正辉，双方同时约定李正辉从接受股份起至少要在公司服务满5年，若中途退出则将收回这部分股权并追讨经济赔偿。
但李正辉并没有履行承诺，而是于2007年8月25日向公司提出辞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雪莱特随后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这份辞职申请，官司由此引发。
雪莱特起诉李正辉，追讨522万股股票并要求赔偿损失1929万；再是李正辉在佛山南海区法院状告雪莱特董事会决议非法，法院两次开庭后却又撤诉；雪莱特接着反诉状告李正辉滥用诉权对公司造成不良影响；李正辉再诉雪莱特要求获得经济补偿及董事津贴……
2009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为这场马拉松诉讼划上句号：李正辉在赔偿柴国生1929.40万元（以雪莱特0.7％股权2007年8月28日对应市值计算）经济损失的同时，还需退还34.83万股雪莱特股份。双方均对判决结果无异议。
在采访中，柴国生对这场官司讳莫如深，明确表示“你们不要总问我不想说的问题”，但透过这起轰动一时的官司，可以发现柴国生在公司管理上的重大变化。
柴国生说，包括李正辉在内，他共向20多名员工赠送过股份。理财周报记者发现，2006年雪莱特上市之初，共有自然人股东21名，到2009年3季报，其中不少名字已经消失。
柴国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当时赠与股份的那些小股东现在大部分都不在公司了，因为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理念已经无法跟上雪莱特现在的发展。公司在第二次创业的时候，引进了更多有激情的大学生和年轻干部。”
在采访中，柴国生不断重复和强调两个字“体制”。他认为，雪莱特在第二次创业和转型的时候，主要是现代企业管理体制的建立，公司法人治理的完善，现代企业运营机制的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的建立，各种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使得雪莱特的发展更加现代化和专业化。
柴国生告诉理财周报记者，他期望现代化的各种管理和运营机制能帮他逃出这些股权纷争的“沼泽地”。制度的完善也让柴国生走出了刚开始只重视云南籍员工的思想桎梏。“以前是云南人抱成团儿，那时也是没办法，因为人少，小团体主义可能更有利于一个小型企业的发展。但是当企业已经走向正规化运行的时候，任人唯贤是必须坚持的原则，必须破除小团体主义。”
摒弃“子承父业”传统观念的柴国生在中国传统民企家族化的问题上表现得惊人的大度。“雪莱特是我的事业。我儿子不喜欢做这一行，我就没有勉强他，他现在在北京有自己的事业，我不会干涉他。”柴国生淡淡地说。“以后我有可能辞任董事长，只做一个股东就行了。现在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很专业的打理公司，我很放心他们。”
西装革履、戴着金边眼镜的柴国生举手投足但见温文儒雅，给人感觉更像是一位大学教授。
从办公桌后转出来走到会客用的沙发前，还没坐下，柴国生对理财周报记者说：“采访限制在一个小时内如何？下午还有个会议，我说话很快。一个小时足矣。”
如他所言，采访过程中柴国生说话条理清晰、滔滔不绝，总是顺着自己的话题发挥，几乎不容记者打算。他控制话题的决心，就像他控制自己的公司一样坚决。
第一个目标：
“做全班最优秀的学生”
理财周报：复旦是考上的吗？
柴国生：是保送的。那时正在闹“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书都没得读，不是考不考大学的问题，是根本没机会考的问题。
理财周报：为什么会保送你呢？
柴国生：因为我是整个车间最勤奋的人啊，学习能力也是最强的。
理财周报：是哪一年进入大学的？
柴国生： 1975年。从1972年恢复了工农兵大学生招收制度，一直到1977年恢复正式高考。
理财周报：刚开始是不是很吃力？
柴国生：肯定吃力，我又不是天才。我基本上用了3年时间学了9年的课程，最后毕业的时候我的成绩在复旦大学光学系光电源专业是最优秀的。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0点才休息，年复一年，就这样度过了大学时光。
理财周报：为什么这么努力，目标是什么？
柴国生：因为我不想浪费时间，浪费人生，对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机会太少。一旦有机会，就会非常珍惜，丝毫不敢浪费机会。只能努力才不比别人差。本身我们受的教育就不完整，我们这一代人，在1980年代受到的压力很大，这一代人其实承载了中国的一段历史。其实我现在不太愿意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