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面上来看，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事关扩大居民消费，这是调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更深的层次，收入分配改革、提高居民收入则事关社会稳定，属于政治问题。在目前中央决策的问题清单中，收入分配改革的排名靠前。据称，中央高层近期对三个问题特别关注，收入分配问题是其一，另外两个则是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而这三个问题的共同点是，都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政权稳定。
如果从这个层面来看收入分配问题，相信各界会有不同于以往的认识。事实上，今年各地罢工事件大幅增多，本田佛山零部件公司、上海夏普公司、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天津丰田公司、诺基亚(苏州)有限公司等一系列工人罢工事件，再加上富士康(深圳)公司的十二连跳，核心都指向加薪诉求，这充分反映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的严重性。
如此密集的罢工事件是前所未有的，在我们看来，这些事件纷纷出现并为媒体所报道，显示出中国政府微妙的容忍态度——只要不爆发大规模的工潮，中国政府似乎乐见工人们向企业主提出加薪的诉求。过去十多年，中国政府一直容许中国工人的低工资，甚至“协助”外资来控制低工资水平，以维持廉价“中国制造”的竞争力。现在工人们以罢工来要求提薪，正好有助于解决政府面临的改革收入分配的难题。政府何乐而不为呢?
但罢工事件的扩大，对中国政府也是一种危险，如果变成工潮，则可能演化成另一种社会不稳定。所以，中国政府现在要做的是，在两种不稳定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一边是工资太低引发的工人不稳定，另一边是罢工太多引发的外资不稳定。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多个部委包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分别赴各地调研，为“十二五”规划中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做准备。在“十二五”规划中，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目标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据透露，在已报送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批的相关《工资条例》中，改革收入分配的政策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包括提高居民收入及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标准;推动劳动合同制度及工资集体协商制度。二、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增加高收入者的税收，研究适时开征物业税。三、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规范国企、金融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收入，严格规定职务消费。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堵住国企改制等领域的漏洞，治理商业贿赂。五、保障低收入群体生活。解决好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问题，保障穷人平等参与、发展的权利。六、努力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产品价格，培养新的收入增长点，促进农民工就业，加快城镇化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既然收入分配改革的背景复杂，那么相应的政策调整的力度也会很大。从社会稳定、政权稳定的高度，很多政策将会是对过去利益分配格局的“动刀”。比如央企管理层的收入问题，在今后肯定会受到高度关注和严格限制，而央企的红利上缴比例也可能会有比例不小的提高。对于大规模劳动力密集型的加工企业，政府执行最低工资的尺度将非常严厉，各地竞争性的加薪也将对它们形成压力。此外，在税收方面，不论是对企业还是对于近年兴起的有产阶层，企业税和财产税将会成为两把“利刃”，用于社会利益的再分配。
收入分配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调整。当前的中国，正面临这样的一次大调整。由于过去积累的问题太多，改革的欠账太多，这次利益调整的力度将会不小，如果政府在公共服务和政府让利方面不做出让步，这很可能引发不小的企业和个人财富转移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