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期专题里的五家公司，它们或是开辟了一种启发未来的新模式，或是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而你浑然不知，或已经初露颠覆者的姿态。其中，豌豆荚的估值超过 10 亿，发力移动搜索，希望成为移动领域的谷歌;Flexbot 让我们看到未来生产的形态——消费者深度参与，机器人和 3D 打印披挂上阵;知道创宇的黑客们希望用社群的力量构建更安全的互联网;博泰讲述了一个关于未来汽车的大梦;出门问问则希望用语音颠覆人和机器交互原本的方式。
它们是中国科技创业潮中的样本：小公司，大梦想。
他们的创始人也各不相同。豌豆荚的王俊煜和出门问问的李志飞曾在 Google 任职，带着 Google 自由开放的基因，想把公司塑造成他们熟悉的榜样;王俊煜是当年广东省高考第一名，而博泰的应宜伦却从没上完大学;Flexbot 的喻川原本是建筑师，应宜伦原先做广告……
当然，也有不少共同点。他们大部分都会写代码;都在做和消费者直接相关的产品;他们多少都曾受开源浪潮的影响，相信分享与合作才是未来;他们似乎都不太搭理前辈们“谁又偷袭了谁”的江湖，希望活出自己的节操。
还有，他们都不爱穿西装。“我只有和人打赌打输了才穿西装。”王俊煜苦着脸。他们都苦着脸。
这些都不妨碍他们在 BAT 之外的科技世界里，做着一些特别的事情。这些事情，或多或少将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方式。
豌豆荚 CEO 王俊煜：打造移动世界的入口
怀揣着“如何让普通用户更好探索智能手机里的世界”的原命题，王俊煜于 2010 年创立了豌豆荚。从最初 PC 端上的手机助手，到应用分发，再转型为移动内容搜索引擎，豌豆荚迄今估值已超 10 亿。推崇硅谷范儿的豌豆荚，以做简单、有爱的产品为信仰，希望在乌烟瘴气的互联网江湖里保持单纯。
2001 年，当时的谷歌 CEO 施密特(Er Schmidt)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有人在火箭上给你留了个位子，千万别犹豫。”
豌豆荚就是一支火箭。从 2010 创立至今，估值已经超越 10 亿。从最初 PC 端上的手机助手，到应用分发，再转型为移动内容搜索引擎。用王俊煜的话来说，“类似当年谷歌开始做的事情。”现在公司有 300 多人，到年底计划扩张到 500 人左右，办公室也要从北京二环边的积水潭，搬到海淀北五环。
作为 CEO 的王俊煜也越来越忙。他的座位常常空着，神出鬼没。他会出现在公司的各种角落：走廊，休息区，小会议桌旁。
“如果有时间，我可以花一整天的时间看云，看海，或者看星星。”不过他现在琢磨的是如何把 24 小时掰成 48 小时。
记者问他，来自别人最有用的建议是什么。他想了想，说了一些，“不过对我最‘有用’的，还是胡蝶(他的妻子)说，‘照顾好自己，要不然你死太早了不是很好。’”
他的桌上放着好几台不同的手机和平板，采访那天，刚好“锤子”到货。摄影师对他说：“来，自然一点，假装看一看手机。”他兴致勃勃真的玩起了手机，拍完了仍不肯放手。
他可能真的是因为爱玩手机才开始创业的。2009 年的时候，他买了第一台安卓机，发现比 iPhone 强大很多，但也比 iPhone 难用很多。那时他在谷歌做用户体验设计师，整天想的东西是怎样把复杂的技术变成普通人可以理解、直接使用的东西。“如何让普通用户更好地探索智能手机里的世界”，这个原命题造就了今天的豌豆荚。
什么是硅谷范儿
王俊煜在公司走着走着，突然停下来，逗了逗蜷缩在电脑显示器后面的猫。“它是只挪威森林猫，是原先一个北师大实习生留下的。”他捋了捋猫脖子上棕褐色的毛。在他看来，猫的好处之一是“我没空找它们玩，它们也会来找我玩。”
豌豆荚的办公室总是被圈内津津乐道，“硅谷范”，别人这么评价，他们也这么说自己。满屋的绿色，可妮兔和布朗熊的装饰，地上用醒目的箭头标示着各个办公室的坐标。吃不完的免费水果和零食，中间开放的休闲区和半圆形沙发，群猫踱步，有人骑着两轮代步车从你身边呼啸而过。
豌豆荚员工的工作场景
“我希望做简单、有爱的产品。”他在不同的场合里重复过这句话。他发现要做这样的产品，必须建立一个这样的公司。谷歌是他心目中好公司的标准，于是从环境、文化到管理，他几乎照搬了谷歌风格。
出生于 1985 年的王俊煜看起来有点像只胖胖的、温和的大猫。他不紧不慢，永远有自己的节奏，就像一只蜘蛛，在缓慢地构造一张大网，用强大的逻辑在行进中铺展未来。在任何事情上，他都希望找到 100% 支持他们的人，无论是融资，或是招一个普通员工。
出生于 1985 年的王俊煜看起来有点像只胖胖的、温和的大猫。豌豆荚办公室则颇具“硅谷范”，满屋的绿色
在面试的时候，他喜欢问别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工作?他执着地希望每个人的想法都和公司的愿景一致，都能自我驱动。他在面对《壹读》的访谈里详细解释了选择透明管理的初衷：我们的管理文化给这里的每个 CPU 输入同样的信息……所以，在豌豆荚，不是一两个人在思考，其实有 200 多个大脑同时在做分布式计算。既然如此，公司管理的透明就变成理性的选择。
“硅谷范儿，其实是我们对产品、对技术的一份坚持，是把这些东西放在很多其他东西之上。我们想的是怎样更好地去服务用户，而不是在渠道上怎么做，怎么达到更高的用户量，怎么样能够去打败竞争对手。”他说。豌豆荚信仰产品第一，所有决定基于它做前提。
豌豆荚最早是创新工场内部孵化项目安卓手机 OS 操作系统点心的配套项目，在做的过程中发现自身商业价值潜力很大，2010 年 4 月独立出来。最早的时候，豌豆荚是 PC 端的手机助手，要挂上新浪下载和华军软件园;第二年，通过应用搜索，进入移动分发领域;第三年，把应用搜索从电脑转到手机上;第四年，全面转型移动内容搜索，将应用内的内容和服务直接带到用户跟前。搜“纸牌屋”可以点击直接观看，搜“后会无期”能直接买电影票。
从 2012 年起，市场竞争加剧，手机助手和应用商店几乎成为各互联网公司的标配，豌豆荚仍然在激烈竞争中画出了漂亮的增长曲线。迄今，豌豆荚安装量已经超过 4.1 亿，上线“应用内搜索”以来，已经产生了 13 亿次直达内容的操作。在与《后会无期》电影的合作中，共通过豌豆荚内容搜索产生了 30 万次购票。
和互联网其他准备随时厮杀的公司比，豌豆荚更加单纯、专注和守规矩。他们不眠不休地改进产品和用户体验;他们无视“江湖规则”，将自然流量和广告流量完全分开，严格按照用户下载次数收费。
豌豆荚应用界面
“在 wifi 环境下自动更新应用”，“下载 P2P 加速”，王俊煜津津乐道于每一个新功能。“用户体验为什么不能成为普世价值?一个不管什么样的人，去餐馆吃饭，一块干净的桌布，更好的服务，这不是普世价值吗?”
总有各种各样的前辈，来给他们指导意见。在豌豆荚初创不久的 2010 年中秋，他和创新工场孵化的另外几个公司创始人，被李开复带去和 360 的团队玩真人 CS 联谊，结果惨败。360 的周鸿祎在饭桌上教育他们“太书生气”：“太阳春白雪，在中国的互联网成不了气候的。” 他偏要试一试，在乌烟瘴气的互联网江湖里保持单纯。
有人在知乎上问：腾讯 Android 应用助手抄袭豌豆荚，难道没有办法反制腾讯吗?他回答：其实最好的反制就是持续创新，让腾讯始终有东西可抄。
“我不喜欢反抗经验，也不喜欢盲从。我对产品上创新的态度是，重要的是我们从头想过——我们摸索出来的设计，可以和别人一样也可以和别人不一样，这不重要 (当然，多数状态下是很自然地和别人不一样的)。”他说。
“我还是希望在中国能单纯地做好自己该做好的事情——技术因给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可能性而获得价值，设计因将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便利而获得价值。这些都还以他们的本来面目，而我们用简单、有爱、勇敢的方式去面对它们。”
王俊煜在豌豆荚办公室的一角接受本刊专访
好的工具简单而强大
在北大元培学院上学时，王俊煜学的是物理。“我的高中物理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物理最重要的是“近似”，不要那么精确。当时当笑话听，多年以后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他说。
他发现，物理最核心的就是把复杂的现象总结成很简单，很本质的规律，其间必须扔掉很多不重要的信息。只有抽象掉其他信息，譬如推小球的时候去掉摩擦力，才能看出事物运动的本质规律。
“昨晚我和产品总监讨论到(早上)五点钟，说豌豆荚今天有一些东西做得不是特别好，有一些功能做得过于专用……回头看物理，最强大的公式都特别的简单，它能解释很多很多的现象，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更好的工具能做到的状态。”他说。
他坚持将豌豆荚定义为“工具”。他常常思考，好的工具是什么。“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大家会想到瑞士军刀。我觉得这个恰恰不符合这个定义，它把几个工具结合，生硬地拼装在一起。”
相比之下，铅笔就是简洁有力的好工具。它可以用来写字，记录想法，画画，甚至画很多种不同的画，还可以用在科研里边，可以用在艺术创作里边，也可以用在日常的生活工作里边。”
现实中的例子是谷歌，谷歌就是一个搜索框，把东西放进去，输入不同的关键词出现不同的结果，不同搜索页千变万化。最早期的 Twitter 也是如此，一个 140 字的框，可以容纳任何内容，@这样的功能，可以让用户发各种各样的消息。
“当然 twitter 现在已经是媒体，它就不符合这个定义了。”他说。
他特别不希望有人将“豌豆荚”放进某个抽屉，无论是“手机助手”还是“应用分发平台”，都太过狭隘。早年，在关于公司卖不卖的争论里，他曾写过 130 页的 PPT 向公司另两位创始人阐述豌豆荚将成为一家伟大的公司。
2014 年 1 月，豌豆荚推出了“移动内容搜索”，并从娱乐切入。你可以直接搜索到应用内的内容，譬如搜索“纸牌屋”，点击结果能直接观看。从视频开始，壁纸、小说再拓展到音乐、游戏。
在他看来，豌豆荚正拥有难得的机遇。当年谷歌彻底颠覆了雅虎的搜索方式，它的基本单位不是一个个网站而是一个个网页。网站里面的内容信息和服务被谷歌串起来，打破了原来的逻辑结构。“如果把网站看成应用的话，今天豌豆荚在做和当年谷歌一样的事情。”他说。他在一个访谈中将豌豆荚的转型类比为“从 1997 年的雅虎向 1999 年的谷歌转型”，“而谷歌现在 90% 的收入来自网页广告，如果谷歌要做这件事情，需要颠覆自己。”
他认为人们使用手机的方式一定会改变。“大家新买一台智能手机回来，会装各种不同的应用去试。1998 年我刚上网的时候，有个剪报本，我在报纸或杂志上看到新奇的网站，会想到要记下来。现在绝对不会这么做。”他在极客公园的一次分享活动上说。
他希望豌豆荚成为铅笔那样简单而强大的工具，帮助用户发现内容。“书籍、电影、电视、音乐，其实这是我们跟整个文明史去对话的一个方式，我觉得除了娱乐和消遣以外，这方面的意义还是挺重要的。”
他想起广州家中的一面墙，有顶天立地的三个大书柜，那是他发现世界的开始。很多书在上大学后才发现，小时候竟然看过，比如《论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
他希望豌豆荚也能成为人们的那面墙，“一面墙好像听起来是封住了别人。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百宝袋。”
“不管他是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不管他是什么样的年纪，他都能够通过豌豆荚看到一个更大的更深的世界。”
豌豆荚办公室内有不少猫，这也是他们办公室的特色之一
Flexbot CEO 喻川：一架无人机的社会化生产试验
喻川创立的 Flexbot，通过 3D 打印和机械臂，生产配有相应摄像头组件的智能飞行器。它可以实现个性化定制，组装类似乐高，交给用户自己完成。作为开源精神的信徒，喻川更感兴趣的是社会化生产的模式：硬件开源，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和迭代，在云端分享，使用 3D 打印机本地化生产。这意味着，人们能像做互联网产品一样做硬件。
在 Flexbot 的办公室里，有个 30 平米左右的透明玻璃间，里面有一只橘红色的机器手臂和 3 台 3D 打印机。打印机的喷头吱吱作响，烧结出小飞机的彩色框架。“原本有 X 台，其他的送去维修保养了。”创始人喻川坐在“车间”里，和同事们调戏机器臂。同事们想让它抓起一只杯子，喂水给喻川喝。这只德国 KUKA 公司名为 Agilus 的机械臂是这个 9 人创业公司最忠诚的员工，它可编程，能精确抓放，移动，是世界上最快、精度最高的机器人之一，可连续 24 小时工作 15 年。
喻川与名为 Agilus 的机械臂。这只德国 KUKA 公司的机械臂是这个 9 人创业公司最忠诚的员工，它可编程，能精确抓放，移动，是世界上最快、精度最高的机器人之一，可连续 24 小时工作 15 年
车间生产的产品是 Flexbot，一个巴掌大小的智能飞行器，配合相应的摄像头组件，你能在手机上拥有另外一个飞翔的视角：最高可达 40 米，平均持续 8 分钟。它的外壳用 3D 打印和机器人辅助生产，实现个性化定制。组装类似乐高，交给用户自己完成。
车间生产的产品是 Flexbot，一个巴掌大小的智能飞行器，配合相应的摄像头组件，你能在手机上拥有另外一个飞翔的视角
他们已经发完所有的众筹订单，超过 6000 架小飞机在这个房间被生产出来。“虽然现在机器人还没法全部代替人工，但我们一直在努力降低人的参与度。”他说。
喻川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头发有点长，梳着有点复古的中分发型，脸上有两朵不太明显的高原红。公司隐藏在贵阳高新区一幢普通办公楼里，和所有的新区类似，这里人气不太旺，新办公楼却像荒草般茂盛生长。
“这是我们的一次试验，”喻川说，“我想验证一种社会化生产的模式：硬件开源，消费者参与产品设计和迭代，在云端分享，使用 3D 打印机本地化生产。这意味着，人们能像做互联网产品一样做硬件。如果零部件坏了，他们随时可以使用家里或者附近的打印机打印一个出来。”
未来，他想将这个试验的规模扩大一些。“我们想做一个产品设计公司，做一些适合数字化制造的长尾产品。它们可以在世界各地被复制，人们需要时在本地进行生产。”他说。
喻川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头发有点长，梳着有点复古的中分发型，脸上有两朵不太明显的高原红。Flexbot 公司隐藏在贵阳高新区一幢普通办公楼里
创客的一次无心尝试
喻川是个建筑师，动手做东西，他并不觉得陌生。他是个建筑师的儿子。小时候常常看父亲在家搭模型，刀、笔、尺子、绘图板都是他的玩具。“建筑师是有动手冲动的，都想把纸面的想法变为现实。很多建筑师早期成功之前，都做过家具设计。比如著名的密斯椅，是密斯·凡·德罗设计的，到今天仍然很畅销。”喻川说，他自诩是个“不得志的建筑师”。公司里可拼可拆的斜四边形桌，就是他自己设计的，既能独立成桌，也能拼成贪吃蛇般的长条。
2008 年，他和几个朋友在一起玩 arduino—— 一种开源的硬件开发板。他们做过控制单反相机“延迟摄影”的配件，流浪猫用的自动喂食机等有趣但用处不大的小玩意。
2012 年，他们开始研究一个和图像识别有关的项目。一个 TED 演讲让他们灵光一现。一个宾夕法尼亚的教授带来一群无人机做演示。一群只有巴掌大小的四轴飞行器，能够不依靠 GPS 在充满障碍的笼子里自由穿行，精确飞到指定位置，这些经过编程的飞行机器人甚至能弹钢琴。
如果能将图像识别用到飞行器上，实现飞行器的跟踪，或许还能做些更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这个小玩意能不能代替人下楼去买烟?
他们上网查了查，发现作为四轴飞行器核心的飞行控制系统已经开源。于是，他们从任天堂 Wii 游戏机里拆出了带陀螺仪的模块做传感器，结合 Arduino，拿 3D 打印机打印了一个外壳，用 Wii 手柄的电子部分控制小飞机起飞和降落。“本来想再装一个机载电脑，使用图像识别来做目标跟踪，但机身太小，没法承载那重量，因此作罢。”喻川说。
Flexbot 最核心的团队就是一帮创客，后来，一个当地印度人 Arnab bhadury 加入了他们;一位美国南加州大学生 Benjiamin Black 在网上找到他们，辍学加入了他们。初期，他们一直用异地协作的方式进行着产品开发。
Flexbot 公司一共就只有九名员工
这个浑身裸露着花花绿绿电线的小飞机在贵阳市区的一条小路上起飞，视频上网后，很快被虎嗅发现，随后外媒也来报道，最终在深圳的硅谷硬件孵化器 HAXLR8R 相中这个车库气质浓厚的项目。
“我们创业的过程，就像是互联网能量的一次释放。或者是信仰互联网的一次行为艺术吧。”喻川笑笑，他是开源精神的信徒。这就像是一场试验，以老干妈和茅台闻名的贵州，并没有太多新经济的萌芽，他们却借助互联网的方式解决了技术、人才和资金问题。谁能想到在 Kkstarter 上 45 天募集 56 万美元的热门项目是来自于贵州?
告别血汗工厂
2013 年圣诞夜，他们在 YouTube 上上传了一个视频：夜里，机器手臂吱吱作响，在组装飞行器，另一边，四轴飞行器悄悄起飞，躲闪自如，机器手臂像挥舞的苍蝇拍，怎么也抓不住它。
真实的生产场景是这样的：15 台 3D 打印机排列成一个矩阵，同时打印支架，打印好一个，机器手臂就伸过去换一块板子，让打印机继续工作。想象一下那些开餐馆的游戏，随着顾客越来越多，越来越忙。老板必须眼疾手快，满足每个顾客的需求。
“机器就比人靠谱多了。人为操作，容易出错，也容易损坏打印机。虽然现在 3D 打印的速度还很慢，打印一个支架要 40 分钟，但 10 台打印机同时工作，整体速度就提高到 4 分钟一个，可以用来生产了。”喻川说。
在考虑量产的时候，他们也曾考察过代工厂。HAXLR8R 孵化器和深圳的许多代工厂都有很好的合作，甚至拥有一份详细的工厂数据库，包括联系方式，生产的产品类型，是否能说英文等等。喻川说：“虽然有些产品到了超市、商场看起来很光鲜，但看到那些工人的状态我觉得很不舒服，人的工作非常机械和单调，和机器人一样。你很难想象，人类生活已经那么进步了，制造业却还是那么野蛮和不文明。”
在原型制造中他们接触了 3D 打印机，以及计算机数控机床和激光切割机等先进制造设备。“虽然现在消费级 3D 打印机打印出的东西相比注塑效果还差很多，但我们觉得这才是未来。”他拿起一块打印出的黄色机身，上面还残留着几根塑料拉丝。
今年 4 月，喻川带着小伙伴们去美国参加 SXSW 大会(注：SXSW 是“西南偏南”大会，每年春天在得州奥斯汀举行，是全球创业者的盛会。许多新公司曾在这里进行首秀，如 Twitter，Foursquare)，开着车从得州一路开向加州。偌大的无人机工厂 3D Robots(注：其创始者是前《连线》杂志主编克里斯·安德森)设在圣地亚哥墨西哥边境附近，许多墨西哥工人白天过来上班，晚上再开车回家。工厂里有大量的数字制造设备，进行着原型设计的快速迭代。3D Robots 生产比较大的四旋翼飞行器，最终量产用 3D 打印无法满足强度要求，仍用传统方式生产。
“克里森·安德森自己是‘美国制造’的鼓吹者，他一直给我们讲‘美国制造’可以比‘中国制造’便宜，核心就是用墨西哥人和机器人。”喻川笑道，“他甚至提出要帮我们代工。他仅仅希望我们做设计和研发，把数字文件传给他，他在这个工厂进行制造。”
在这家工厂的隔壁，是家做家具的木工厂，主要为湾区创业公司定制家具。他发现，整个工厂只有3到5个墨西哥人，其他全是机器人。大型的激光切割机和其他自动化设备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和我们在中国所见的传统家具厂完全不同。” 喻川说。
社会化生产
喻川意外地发现，用户们收到 3D 打印的小飞行器，抱怨不结实的只是少数。他们把所有的程序资料都放上了 Github，将支架的 3D 数字文件放上 Thingsverse 以及官方论坛。
开始有不少用户飞坏了一个支架就打印一个，接着开始有用户开始改进支架的设计，甚至上传自己设计的支架，蜂巢状，飞船状，章鱼状……有人尝试抛开手机控制，用实体按键控制自己的飞行器，甚至编程让它按照自己设定的路线飞行。
“许多用户组装完毕，觉得很有成就感，上 Twitter、Facebook 发帖，这就是我们的营销了。德语、日语的说明书都是用户做的。用户也参与了代码的修改。甚至，原先我们的名字是 Hex Airbot，发现在美国注册时有个玩具品牌同名，大家在社区集思广益将名字改成了 Flexbot。”
许多用户做了新的工业设计。他们发现有个用户设计得很不错，造型很漂亮，就联系了他，打算下次生产1000 套他设计的造型，每销售一个给他一美金，算是利益均沾，“但他说不用，发个新版本给他就可以了。”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曾在文章里写道：“曾几何时，我们可以便捷地获得廉价的外国劳动力;现在，我们可以便捷地获得廉价的国外脑力。他们甚至分文不取，在自己有兴趣的项目中以志愿者的方式出现。”
他们也在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设计升级。“我们加入了超声波传感器让飞行器更好地悬停，让用户更好操作，我们在开发更小的相机模块。”甚至，他们在和高校合作，研究如何让小飞机作为集群拥有更高的智能。“对于小公司而言，开源是唯一的选择，我们不可能在研发上付出大量的资金。”
“这种制造方式，以及和消费者的这种新型关系，对我们来说是更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喻川说。他们可以专注于设计，也不必像传统的硬件厂商那样准备大量的库存，可以完全实现按订单来生产。用户下单后，可以根据收货地选择生产地。“我希望以后在我们的产品上面不是写 made in China，而是 design in China，made in cloud。”
他甚至希望将这个模式拓展到其他产品，建立一个“譬如一个开源的个人交通工具。比滑板更小，甚至能做成可穿戴的形式。平时折叠起来，展开后，就可以在脚上伸出轮子，手上有个可折叠的杆做支撑，能够续航 5 公里左右。”他说。
他希望让简单的标准化的东西经过组合后拥有新的功能，是他一直在思考的事情，“比如考虑用可以直接买到的碳纤维管，将电池做成腰带，或是背包增加续航?”
这和 Fablab 的概念不谋而合，这是美国麻省理工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提出的——一个几乎可以制造任何产品和工具的小型工厂。尽可能利用当地的简单的材料，结合数字化生产方式，让产品越来越个性化，产品周期越来越短。
上个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的 Fablab 年会上，他已经看到了有人做出类似功能的东西：一个带万向轮 “X” 形状的短途代步工具。
在喻川的设想里，他们只需专注于设计，这种生产方式也不需要大量产业工人，可以很方便地把这样的小制造生产线放到世界任何地方，可以更快地国际化，省去海关等运输相关费用，建立分布式的数字制造中心。
“以前的生产线兼容度不高，因此人们只能大批量地生产，去追逐需求高的畅销产品，否则无法通过工业化降低成本。我们希望建立一条能兼容的生产线，做竞争相对小、需求相对小众的东西。”他说。
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每年生产 100 种产品，有我们自己设计的，有我们社区里面的用户设计的，那每个产品卖 1 万件，全球只卖一万件，非常容易，一年的销售量也有 100 万。但如果我们做手机，要做到 100 万的销售还是挺难的。”
知道创宇 CEO 赵伟：正义的黑客
知道创宇由赵伟和朋友们于 2007 年创立，旨在提供网络安全保障服务，打击互联网上的坑蒙拐骗偷。微软是他们的第一家客户，股东则包括百度、腾讯。创始人赵伟是著名黑客，自嘲“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在他看来，一个技术顶尖的黑客是靠泄露漏洞赚大钱，还是无私公开漏洞，就是一念之差。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赵伟说：“黑客应该是能推动世界向更美更安全的方向去发展的。”
中午 12 点，在知道创宇的办公室里，一片绿莹莹的屏幕在发光。十几台电脑，同时联机 CS 对战。狙击是他们共同的业余爱好，在特定环境下，发现对手行踪，迅速判断实力，最后予以致命一击。这种探索和对抗，几乎是他们真实工作的映射。
这个房间的号码是 404，著名的“该页无法显示”代号。404 里坐着一群白帽子高手，他们善于寻找各种系统的漏洞，在被人恶意利用之前通知主人。
赵伟忍不住站起来巡视战况，有些手痒。为了拍照他穿起西装，站在一群穿着各公司 LOGO 汗衫及拖鞋的汉子中间，显得有点奇怪。
赵伟在知道创宇的办公室里。办公室房间的号码是 404，著名的“该页无法显示”代号
从 13 岁开始混迹于美国和俄罗斯的黑客圈，到后来创立知道创宇公司，赵伟已在安全圈内当了接近 20 年阻击手。他有些忧国忧民的侠客气质，开会的时候会突然提起“一个网民损失了 1800 块钱，怎么能帮他要回来”?“保护”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保护别人是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他每天穿着全掌气垫跑鞋，行踪不定，“很多做黑产的都想干掉我。”
圈内,他的代号是“BM”,大家都习惯称他为 。他是个著名黑客，常自嘲“在国外比在国内有名”，2003 年为冲击波蠕虫写的验证代码，让微软将赵伟和其团队列入白名单之列。
他长着一张有棱有角、看起来很正义 的脸,爱打太极,和马云过过招且师出同门;爱看赛博朋克小说，喜欢研究各种问题，平时在公司随便抓个同事会从技术细节扯到黄色笑话乃至道德经。他坚信 “我们正走在从人类社会到赛博社会的道路上。一切都是信息。我们的基因，思想，知识。奇点 (注：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时刻)一定会实现。”
他曾经是个狂热的技术信徒，“将汇编语言当小说看，抽丝剥茧地分析”，恨不得能永远只和机器打交道。后来发现技术并不决定一切，现在他也会在上下班的路上，看史玉柱的营销心得，并细致地折起书页角。
他无数次在公开场合引述爱因斯坦那句话：“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不是因为有人做邪恶的事，而是因为那些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的人。”如果在《黑客帝国》里，他就是那个一定会吃下红色药丸的人(注：红色药丸是知晓真相)。
“这是我做事情的原动力。”他说。
知道创宇是他和朋友们 2007 年创立的一家公司，他组建了一支黑客高手团队，希望为网民和网站提供更多的网络安全保障服务。“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安全更像是一种奢侈品。” 他希望用众包的力量，赋予网民以武器，让黑客缴械投降。
赵伟长着一张有棱有角、看起来很正义的脸，爱打太极，和马云过过招;爱看赛博朋克小说，喜欢研究各种问题
做坚固的防盗门
0Day 是已经被发现，而官方还没有相关补丁的漏洞。“厂商不知道，用户不知道，但是黑客可能知道。”赵伟说。一旦被公开，安全人员和黑客就是在赛跑。
知道创宇做的事情，一方面就是为大客户找 0Day 漏洞，并通知相关的安全人员做维护。404 房间的展示架上，堆满了客户为感谢他们发现漏洞送来的纪念玩具和奖杯。
他们还做了个大数据和黑客结合的产品 ZoomEye，中文名叫“钟馗之眼”。赵伟扳过显示器给记者看：一张全球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注明了许多小红点。“这张图显示了全球共有 714828 台主机受到“心血”漏洞 (CVE–2014–0160)的 影响。”它还有搜索功能，比如你想知道某个设备在全球的分布情况，这个设备的漏洞影响情况，ZoomEye 可以描绘出来，并实现可视化。
另一方面，他们也为中小网站提供便捷可行的安全解决方案，为普通用户提供安全联盟这样“解决互联网跨平台欺诈”的解决方案。“我们就是打击互联网上的坑蒙拐骗偷。”他说。
“大家看到百度上的风险提示，QQ 上的叉号、对号，微信上拦截，微信的审核，认证的审核都是我们做的。”他说。
他们在观察一些案例的时候发现，现在的攻击是跨平台攻击。淘宝、百度、腾讯、微信……把整个攻击流程分布在各个平台上。黑客利用厂商的信息不对称，可以四处打劫。“安全联盟就是把大家聚集起来，先探讨什么是坑蒙拐骗偷，再将这个数据在联盟成员之间共享。”赵伟说。
他们还开放了通道，让网民参与举报恶意网址，甚至组织了“万人鉴定团”，用民间力量鉴定恶意网址。
“许多做黑产的都来巴结我们，或者扬言要把我们干掉。因为，只要我们认定是恶意软件或网站，几乎主要的流量入口都被封了。”他说。甚至曾经还有黑产从业者为了打击竞争对手混进“万人鉴定团”。现在，安全联盟每天提醒网民 1 亿次，恶意网址的数据库在 4 亿条以上。自从开通网民举报后，网民每天手动举报 3000 条以上。
“虽然百度和腾讯入股了我们，但安全联盟几乎就是在做慈善，”负责安全联盟的张毅说，“尽管我们现在也在寻找一些健康的商业模式，譬如列白名单，给特定品牌做正品认证等等。安全虽说很重要，但是个被动需求。公司在被黑之前不会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赵伟思考安全的本质是什么。硅谷有句话让他醍醐灌顶：编程或者被编程。“肉鸡，就是被控制的电脑，多形象啊，”他对记者说，“你要么控制，要么被控制。你没有安全能力就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安全的本质是对信息的控制权。”公司的另一位技术骨干余弦也在面向大众的知乎专栏里写得更露骨，“如果你还没被黑，是因为你没有被黑的价值。”
他希望赋予广大手无寸铁的网民一些安全能力。谈起同行 360，赵伟打了个比喻：“比方说做防盗门。我们都做防盗门，他们在防盗门上挂了两个显示器，做广告，不管这防盗门结不结实，也号称很结实;但我们是很坚持要做一个很坚固的防盗门，我们也可以做他们那种，但现在来不及了。”
知道创宇的办公室内都是一群白帽子高手，他们善于寻找各种系统的漏洞，在被人恶意利用之前通知主人
黑客精神
“知就是先知先觉，必须做在攻击者的前面，才能防护安全。道是因为我认为做安全要攻守平衡，道德为先。”他给记者解释为何要给公司起这个名字。“知道和创宇是同一个词，镜子的两面，就是你内心的宇宙和你外边的宇宙。”
出生于 1981 年的赵伟，小时候在同龄人眼中是个疯狂的人。他 13 岁开始在电脑上编写游戏，高中自学网络安全技术，16 岁就开始在瀛海威做网管，知道了“黑客”，并加入了技术尖端的网络小组“绿色兵团”。这是一个被称为黑客“黄埔军校”的非营利性组织。他发现了在互联网上的另一种通行方式，甚至拥有了上帝视角。
在黑客眼里，互联网的世界畅通无阻，关着的门是一种挑衅，而锁着的门是一种侮辱。“我从小就认识到这种力量，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危险的。高中的时候，我入侵了当时所有能见到的计算机，全被我控制了。”
当他拥有上帝视角了之后，突然觉得没意思了。“现在我还保留着一个游戏私服，给朋友的小孩治网瘾用。”他开玩笑说，“我会让他们改自己的装备，一下子升级到特别强。当他们发现这个虚拟世界，就是几个数字改改的时候，会非常幻灭。你要让一个人对世界失去兴趣，就给他很多很多的钱，他本来觉得宝马奔驰什么的很好，你一上来就给他上个兰博基尼，他很快就没兴趣了。”
顶级黑客们掌握的黑客攻击技术换个名字就可以用来防御，变成网络安全技术。
大学毕业后，赵伟开始从事专业的系统漏洞分析工作，后来又进入美国迈克菲(McAfee)安全实验室做研究科学家。
“你知道冲击波吗?”赵伟笑笑。“我们其实很早就发现了这个漏洞，那时我还在上大学，当时给微软他们发邮件报告，没理我们。知道后来有美国黑客利用漏洞写了一个叫冲击波的病毒，感染了几千万电脑用户，微软才重视起来。为什么会重启?因为代码有 bug。”当时他给微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 2007 年，赵伟和朋友们创立知道创宇时，微软成了他们的第一家客户。
“什么是真正的黑客?是那些偷你 QQ 号，攻击你网站，偷你淘宝、银行账号的那些人吗?”赵伟站在福布斯“云集”的舞台上，向台下发问。现场一片笑声。
他觉得媒体快把“黑客”这个词玩坏了，“Hack 在英文里是劈砍的意思。真正的 Hacker 是能突破，能打破原有力量的人。”他坐在记者对面，用手作出劈砍的姿势。
他很喜欢马克·扎克伯格对黑客的解释：黑客意味着构建一个系统，并将它推向极致。他觉得爱因斯坦很可能是最牛的黑客。“爱因斯坦非常非常厉害，他对这个物理世界的规则十分了解，并且他发现了更深入的潜在规则。他发现了物质跟能量之间的转换，他又能触发这种转换，形成连锁反应。这绝对是一种黑客方法。”
“黑客首先要有正义之心。”他说。黑客想要发财太容易了，漏洞和隐私贩卖的黑色市场在世界范围内都蓬勃发展，一个技术顶尖的黑客，是卖掉漏洞还是无私公开漏洞，就是一念之差。
“我受开源精神影响很大。事实上，这本身就是黑客精神的一部分，共享自由和包容。黑客应该是能推动世界向更美更安全的方向去发展的。”
另一方面，他发现，他小时候读的那些赛博朋克小说里描述的世界正在慢慢变成现实。无所不在的网络正在接管个体生活，人们沉浸于虚拟世界提供的廉价娱乐，人们乐意进行身体改造，以方便进入庞大的虚拟网络世界。“我一出生就觉得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事实存在。”他说，“《安德的游戏》里说，你要接触这个赛博世界，必须很小就在这个世界里混。你要是在物理世界混太多的话，你根本就进入不了这个世界。”
“在赛伯世界里，所有人性，丑陋的，善良的，全部释放了，坑蒙拐骗偷抢堵，一个不少。”他说。
在赛博世界里，黑客拥有最高权力，这个权力如果被滥用，世界会越来越危险。他无法容忍自己无动于衷。“有时候我们开会的时候会讨论网民的钱被骗了，怎么能要回来，或者是如何打击犯罪。这是个公司应该关心的事吗?”他哈哈大笑。
赵伟在看同事们打 cs，这是他们共同的业余爱好
出门问问 CEO 李志飞：做中国的 Google Now
李志飞创立的出门问问，是一款语音识别应用，用户可以通过问问题的方式获取天气、航班、餐饮住宿等生活娱乐类信息。Google now、Siri、Cortana 在中国基本都不能用，或者体验很差，这恰恰是出门问问的机会。李志飞希望未来应用从移动平台向可穿戴平台迁移，“将我们的双手从手机上解放出来”。
采访的前一天，李志飞刚从硅谷飞回来。此行去美国，只有一个任务：挖人。
出门问问是一个面向移动搜索的语音识别应用，用户可以通过问问题的方式获取天气、航班、餐饮住宿等生活娱乐类信息。2012 年，李志飞从 Google 离职，创立了这家公司。此前他在 Google 美国总部任科学家，主要负责机器翻译的研究和开发，在之前，他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生，研究语音识别和自然语言处理。
最早，“出门问问”只是个微信公众账号，接着分别做了安卓、iOS 应用，并将服务放上了 Google Glass。在出门问问的办公室里，摆着各色手表和眼镜，Android wear，三星智能手表，LG 智能手表……他们希望将应用往可穿戴平台迁移，甚至计划自己做一个可穿戴平台独立的操作系统。李志飞坚信可穿戴的未来，“借用德州扑克的术语，我是 All in”。
“我们就是想做中国的 Google Now。”李志飞说，“我们把自己定义为一个搜索产品，希望真正给你提供信息，而不是陪你聊天。你会每天跟一个机器人聊天吗?我认为不可能，但是我觉得你需要它所提供的信息。”
李志飞在创立出门问问前，在 Google 美国总部任科学家，主要负责机器翻译的研究和开发
颠覆人与机器的交互方式
李志飞坚信一点：人和机器的自然交互在未来一定会实现。“我们为什么为了使用一个机器而去适应它、学习它?所有的设备都应该为你而服务才对。”
2012 年，他回国创业，从零开始构建语音识别系统。“从技术角度来说，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完成整个语音识别+语义分析+搜索的创业公司。”
这意味着当用户问出一个问题，他们会做三件事。首先是语音识别，将声音转化为文字;接着完成语义分析，用关键词拆分的方式理解用户的核心需求;最后一步是对接应用，他们接入了大众点评，高德地图，当当，聚美优品，赶集网等 100 多家垂直领域的结构化数据，反馈给用户精确的答案。这相当于代替用户打开那个垂直的 APP，在 APP 里做一次查询。
在去谷歌工作之前，他是实验室里苦闷的科学家。“偏研究的项目解决的是宏大的问题，譬如‘让机器理解人’，是自上而下的。但我们现在做的事是自下而上的。”他说。
训练语音识别系统就像训练宠物。买一个基础语料库，600 个小时的训练和 10000 个小时的训练准确率大不相同。互联网兴起前，在实验室训练系统，就是找个安静的环境，人和系统对话，积累尽可能多的对话，将机器错误理解的部分标注改进。
李志飞觉得，互联网有意思多了。Google 翻译给了他启发，索引全球网页的 Google 利用网上存在的翻译内容不断改善自己的系统。他从一开始就把语音识别系统放上了网，让真实的用户帮助它迭代。“我们买了个语料库，做出来的系统只训练了一两百个小时就放上了网。”他说。真实场景里的说话比安静的实验室训练更有用。“小孩的哭声、电视背景音、酒吧里的嘈杂、汽车里的风噪，这才是真实用户的使用场景。计算机能听清并听懂这些环境下人说的话更有意义。” 李志飞说。
公司刚创立的时候，在陆家嘴租了间办公室。办公室正中央放了台大电视，用户的问询信息滚动上屏。“最早的微信端，只有飞机、美食、酒店等和出行相关的垂直内容，然后每周加 6-8 个新功能。”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李媛媛说，“我们至今保留着一个用户的 log。他说我在火车站，我想去某某汽车站要坐几路公交车。我们的产品是能给用户带来价值的。”
就这样，他们根据用户的需求，在垂直领域一点一点垦荒。比如“音乐搜索”，“我们其实本来没想做，但太多人问能不能给我放首歌之类的问题了。”比如他们最近接入了相亲网站的数据，“太多人问给我找个女(男)人了。”李志飞说。
直到现在，公司还保留着每人每天都要听用户问询的习惯，通过标识错误更新语料库。“我们想把语音搜索做到极致。”他说，“我们想把它做上可穿戴平台，可视面积更小，需要有更高的可用性。”
出门问问的应用的界面
你好问问！
可穿戴是李志飞看好的未来。他是个技术乐观主义者，深信“技术能改变世界”。可穿戴必然会成为移动过后的下一波浪潮。
他有个白色的谷歌眼镜，但在北京不常戴。虽然谷歌有 Google now，苹果有 Siri，微软有 Cortana，但在中国基本都不能用，或者体验很差。这刚好是出门问问的机会。
“你好问问!附近的川菜馆!”几乎瞬间，在谷歌眼镜的屏幕上就推送出了附近的 3 个川菜馆，你甚至可以直接给他们打电话。
“现在的智能眼镜、智能手表和 2007 年的 iphone 手机一样，可玩的东西不多。”他说。他发现可穿戴设备已经有一些有意思的新玩法。他在一个展会上，看到有人做了个小东西，能根据你的状态——是跑步还是静止，放不同节奏的音乐。
“可穿戴设备和人很贴近，它能对世界有感知，知道你紧张、高兴，在跑步还是吃饭。在了解你的基础上更好地为你服务。手机很难做到。手机有时候是入侵生活的，而手表可以把你从那种状态拉回来。”他说。
他觉得，目前可穿戴设备没人用的根本原因，还是它根本就没用。“想象一下，如果有个随叫随到的衣食住行小助手，或是可以用它上班打卡，会不会好一点?”李志飞说。
Google Now 不仅有语音搜索，还有自动化推荐的功能，比如检测到你早上 9 点上班晚上 5 点下班来回都是同一地点，多次捕捉到这一信息后就会在上下班时间自动向你推荐公交和地铁信息。此功能同样适用于天气、体育赛事、航班信息等。”
“这些，现在在安卓手机上问问也能做到。”李志飞说，“我希望问问未来能和 Google Now 一样好用，甚至超越它。在回答问题时，能根据地点、性别、年龄、口音甚至习惯、偏好等做到个性化回复。”
“人永远是懒惰的，一定会有一种方式将我们的双手从手机上解放出来。”李志飞说。
李志飞与出门问问的团队成员
博泰 CEO 应宜伦：“汽车疯子”的联网车构想
应宜伦 2009 年创立的博泰昉达，如今是中国第二大车联网运营服务商。他们生产“汽车的可穿戴设备”，开发有标准用户体验的车载智能系统;未来，他们还要造一辆真正的智能联网车。在应宜伦看来，特斯拉根本不算智能车，而苹果、谷歌现行的车联网方案只为植入自己的应用和生态，并不懂车。“我们是汽车圈里最懂互联网，互联网圈里最懂汽车的。”应宜伦接受本刊专访时说。
应宜伦的办公室很普通，没有猫，也没有彰显潮流的硅谷范装饰。地上摆着一排花花绿绿的车模，最爱的奔驰经典款放在桌上，这些都是他合作过的汽车品牌。房间里还供着一个显眼的佛龛，他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点上香拜一拜。
他是我们采访的 CEO 中年纪最大的一位，也最习惯被称为“X 总”。在碎片时间里，他几乎整天抱着手机，一天能在朋友圈分享超过 30 条新闻。他爱用“战争”来类比创业进程中的商业或产品决策，在公司里挂满倒计时牌。
他只有高中毕业，曾经以拍照为生，后来做过广告，14 年前创立的互动整合营销公司安瑞索思曾服务过许多汽车品牌，而 5 年前创立的另一家公司博泰昉达则直接进入了车联网领域。
和他聊天是件很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他极能聊，一开口就像一辆高性能跑车上了最低限速 120 公里/小时的高速公路，你总想寻几个机会超车，但最终大部分时间都只能与其保持恰到好处的距离。
他习惯眉头微蹙，口出狂言。他会一口气喝两杯果汁，啪一下把杯子拍在桌上和你说,“我们是汽车圈里最懂互联网，互联网圈里最懂汽车的”，“特斯拉有些被神化了，它根本不能算是智能汽车”，“现在的汽车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个时代在 2018 年-2020 年会被革命掉”……他会神情笃定地告诉你——就像告诉过无数人那样，他要造车，造一款让老外来抄的车。同时，他也会搬出一套可行性方案，从合作伙伴到资金到研发难度到情怀，自信得会让你在心里打起小鼓：颠覆?真的可以吗?
有人称他为“汽车疯子”，却发现他的身后竟然站了不少支持者。在汽车互联网的战国时代，还没有人定义市场的边界。传统汽车企业虎视眈眈，科技公司摩拳擦掌，应宜伦已经在 14 年的积累中悄悄领先了半个身位。
应宜伦专门订购了一辆墨绿色的特斯拉，供公司的工程师做研究。在他看来，特斯拉不能算是真正的智能车
造一辆 iphone 标准化的智能汽车
6 月 17 日，北京保利剧院。应宜伦在舞台上一个人说了 1 小时 40 分钟。“一亿汽车，从此智能”是这场发布会的口号。他发布的是一款价格低廉的 OBD 产品 iVokaMINIX，和腾讯路宝盒子类似，可以通过汽车 OBD(车载诊断系统)接口读取数据，通过与用户手机 App 协作，实现汽车碰撞报警通知、精准位置监控、历次行程全记录、车况即时提醒、专业故障检测和车况远程读取等功能。
“这就像是汽车的可穿戴设备。”他解释道。他打开手机的 APP，给记者看：“你看我的车，现在是水温异常，然后它驶出电子围栏……我上次开车的最高时速是 172，加速 4 次……”
博泰刚发布的一款价格低廉的 OBD 产品 iVokaMINIX，可以通过汽车 OBD(车载诊断系统)接口读取数据，通过与用户手机 App 协作，实现汽车碰撞报警通知、精准位置监控、历次行程全记录、车况即时提醒、专业故障检测和车况远程读取等功能
发布会的后半部分，他一直在说 11 月即将发布的新一代车载系统和“擎感”汽车计划。他认为，在还没法按照自己的设想重新打造一辆汽车时，让现有的汽车尽可能实现智能化和“标准的用户体验”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这款小产品是博泰试水消费者市场的开始，也是应宜伦雄心勃勃的造车计划中的一部分。现有的汽车设计，总线会把不同类型的数据传输给不同位置的设备，譬如 OBD 收集的数据和车载信息系统获得的数据就不同。必须将各个设备的模块组网连接在一起，在更上层设计信息和用户交互才能提供比较好的体验。这些数据也很有用，“和保险公司合作做个性化车险”是最容易想到的再开发了。
在他的“标准化用户体验”里，“像特斯拉这样旋转一下打开天窗了解车况功能”是标配。其他诸如“无线充电”，“高速上网的便携模块，有 wifi 蓝牙”，“车内全语音功能”，甚至“四个人在车内说话，系统能自动识别你一个人的声音”只是一小部分。
在车联网市场上，博泰可谓是“低调的土豪”。在前端市场上，除了为上汽开发车载智能系统 inkaNet 外，还为沃尔沃、DS、标致雪铁龙、荣威、奇瑞等品牌提供车联网运营服务。它是中国第二大车联网运营服务商，并走在通往第一的道路上。
“今年 11 月，我们会推出车载智能系统 inkaNet 的第四代。我所说的这一切都会实现。”这是他造车梦想里的重要一步。他希望建立标准用户体验的车载信息系统，并向全社会开放技术平台。第二步则是采用与成熟的大厂汽车平台合作的形式，造真正的“擎感”汽车。在标准化硬件的基础上，他希望“擎感”实现从软件到服务的多种定制化选择，甚至可以有两三百个选项。
他所设想的标准化的硬件和可定制化的软件，某种意义上正与开源精神契合。今年 5 月，他和另四个朋友组织了“OpenCarLab(开源汽车实验室)”项目。任何人都能研究、修改、分发、制造和销售基于该设计的软件或硬件甚至造车。应宜伦觉得，这是为未来的汽车制造“攒需求”，甚至是弯道超车的机会。
最终，他想造一辆像 iPhone 标准化体验的车。谈到未来的那辆车，应宜伦已经把细节想象到了像素级：“就像劳斯莱斯一样，你可以选桃木啊、枫木的内饰……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枫木板的木纹也会有一块同样的号码在我这里存着，方便维修。”
他像准备广告提案一样将需求列满一张纸：发明于 1927 年的雨刮器我们为什么还在用?超声波技术可以把雨刷器替代掉;倒车镜，用后置摄像头我们也会把它取消掉;为什么车玻璃不能完全一体化?阳光照到这块玻璃上的时候，照哪里哪里变暗，就像有氧就会呼吸一样;为什么不能用防尘的车漆，像杜邦不粘锅一样;为什么喂孩子的时候座位不能转过来;为什么车上不能有巧克力的香味;为什么很多的原材料同样是手工的，不能是大别山的工艺慈善机构做的?
在武康路的工作室里，一群艺术家已经开始设计“擎感”汽车的外形。“既有宝马的设计师，也有许多跨界人，比如婚纱设计师，甚至社会学家……现在仍在头脑风暴的阶段。”
“我觉得，越往后，车就是个人的第二空间，要让人有幸福感，安全感，亲密感，当然也要有科技感。汽车不再是四个轮子上的沙发，而是四个轮子上的超级电脑，当然要跟车很好地融合。”他说。
今年夏天，他带领团队去美国拜访高通、英特尔、康宁等公司，并收获了不少支持。“英特尔答应和我们共同研发下一代车载芯片，他们另两家战略合作伙伴是宝马和丰田。照理说我们不该操心芯片的事儿，这意味着我们在将中国的整个车联网产业链往前顶。”
应宜伦在博泰办公室内，手拿汽车模型
要懂车，也要懂互联网
以前，应宜伦天马行空的想法常常让工程师抓狂。譬如他提出一个想法，工程师就反驳，“这怎么做，连个文档也没有。”
“比如我说奥迪的一键自动倒库技术，放在以前，工程师肯定嗤之以鼻告诉你做不了，哪有那么多有 wifi 的停车场，没需求。现在就会先做了再说，做了这个功能，忽悠别人搞一个有 wifi 的停车场，先把客户吸引过来。”应宜伦说。
他从不是一个喜欢按常理出牌的人。为了父母上过两次大学，都以退学告终。他从小就喜欢发明创造，四岁时就动手做船模，计算地球到月球的距离。他的第一辆车是捷达，第二辆是奥迪 A6，之后就一发不可收，途锐，奥迪 S8 和特斯拉都是他的心头好。
他还专门订购了一辆墨绿色的特斯拉，供公司的工程师做研究。他很喜欢这辆车，但也忍不住吐槽了很多细节，“比如倒车影像，虽然那块屏幕很大，但在强光下反光严重。倒车时，音乐音量也不会自动降下来。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他取消了所有的物理按键，一般的车一划天窗就开了，但在特斯拉上，你要找到最下一个叫“car”的按键，按一下出来一排按键，有一个“control”，再按一下“天窗”，天窗才开。开下天窗按 3 次，没必要为了颠覆而颠覆嘛。”
在一片硅谷颠覆底特律的声浪里，他也不觉得苹果和谷歌现行的车联网方案会有多颠覆。“他们只是想把各自的应用、各自的生态放进车里，但有个关键的问题是，他们不懂车。”应宜伦说。
他为车联网设计的路线图是：2014-2017 年，车联网第一代，用户主导，标准化的车一定会出现，出现后才有开放的可能，才能发挥围绕用户需求的创造力;2018-2020 年，联网车第一代，汽车开始朝着情感化和幸福感迈进;2021-2025 年，联网车第二代，可能无人驾驶车已经来了，车也不存在“拥有”的概念了。可能没有轮子，可能不需要加油，也不需要保险，甚至个人维修和保养了。二手车这种模式乃至整个汽车产业都可能被颠覆。
总之，“仗要开始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