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搬家
CBN记者 李娜 陈伟 郭颖哲 张轶骞 实习记者 叶洁纯
深圳的问号
不是所有员工与富士康一样会选择搬迁。他们更喜欢深圳。
36.7℃的高温，私家车、面包车和泥头车交汇的富士康西门门口，一群胸挂工牌的年轻人正冒着大汗坐在水果铺前大口地啃着西瓜，附近还有密密匝匝的杂货店、手机店—这让人很容易就联想起居民区，而在拥有40万人的富士康龙华厂区的每个门口，几乎都可以看到同样的场面。
到过深圳龙华的人应该都有这样的感觉，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小县城，生活便利，购物方便，人与人之间以各种错综的关系— 工友、朋友、恋人、家人—相互依赖，相互依存。
但，也许在半年内，这里将会有一半的人离开。
深圳龙华厂员工陆续坠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曾在一周内先后两次宣布加薪—无论是政府介入调查，还是按政府要求加薪，或者把宿舍管理权上交，这家公司始终没有说出一个不字。但很快，关于这个工厂搬迁的消息开始传得满城风雨。
995线路是富士康员工最为熟悉的线路之一，这是连接厂区外围的专线小巴。票务员张大姐最近打听到一个她不太愿意听到的八卦—富士康龙华厂的部分厂区要搬走。对于每天往来于富士康南北门的小巴公司来说，这并不是个好消息。已经做了6年乘务员的张大姐早已习惯于早上6点上班，一个上午4趟车跟下来营业额就有500多元，“周末人会更多。”张大姐说。为了增加生意额，995线路的小巴数量今年还特意增加至30台。
帮富士康安装监控器的散工老黄说，员工要迁走已经不是什么新闻，至少从去年开始就有人离开迁往内地。他还为此开拓了另外一项副业—搬运行李，春节前后这项业务每天都可以为他带来150多元的额外收入。“比散工挣得多多了。”老黄只需要花20分钟帮工人把行李从园区搬到上车地点，等候在龙华广场或者南门的大巴员工就会帮忙抬上车。
深圳市受到的影响远比这些小工来得多。富士康的出口额超过500亿美元，每年占据着深圳出口额的10%至15%，搬迁的影响可以预见。根据海关总署今年4月20日发布的“2009年中国外贸200强排行榜”中，富士康科技集团旗下的9家公司出口额就达到了400.5亿美元，是中国出口企业的团体冠军。
从1988年郭台铭在深圳宝安区西乡镇黄田村设立鸿海精密有限公司开始，这座城市便成为这位台湾企业家最为钟爱的地方之一，“开放的移民城市有着无限的活力”—郭台铭当时如此解释选址的缘由。他说，龙华一定会成为“全世界制造技术的聚合地，全世界创新研发的最前沿”。多年之后，奇迹真的发生了。这个在1993年仅有100多人的小厂变成了今天拥有40万人的工厂集群。
但如此庞大的规模也许就此止步了。
“从去年12月的时候就开始听说PC部门要搬去重庆了。”王亚东是深圳龙华总部IPPD事业群的一名员工，在听说要搬迁时还没有发生后来工友陆续坠楼的那些事。
“像PCEBG（个人电脑周边事业群）有部分要搬，Service（服务器）也有部分要搬，基本上每个事业群都在陆续搬离。”王亚东告诉《第一财经周刊》。一些人数比较多，劳动成本比较大而利润较低的生产线都要搬走，规模比较大的搬迁在春节前后就开始了，主要搬去重庆、武汉、烟台这些富士康在内地的工厂。
但搬迁在富士康内部员工中似乎还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的定论，一些说不搬的部门已经开始打包行李，一些说大规模搬离的部门反而留了下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这句员工经常用以形容富士康的口头禅后来又进化成了“你什么时候搬”。王亚东说，一些部门已经开始在打包行李，帮苹果代工的生产线陆续进驻空置的厂房。
搬迁的事情也让何小丽无法再回到富士康的工厂里。
6月2日，富士康科技集团对外发布了普工提薪30%的消息，而就在提薪前的5月29日，富士康进行了人力冻结，停止了普工以及其他岗位的招募。今年辞职回家探亲的她回到深圳时发现已经很难在富士康找到合适的岗位，大规模招聘的都是生产线长和生产组长。原本是富士康消费电子产品事业群工人的她现在在厂区附近找了一家小卖部打工，身上依旧穿着过去富士康发的白色T恤。
搬迁并不是富士康公司一时的决定。从2008年开始，急于转型的深圳市政府与富士康就有过相关的讨论。富士康内地地区商务长李金明曾在2008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深圳土地等资源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富士康也在寻求如何发展。“怎么样跟市里面大的形势统一起来？这就得进行职能转换，厂房可能会有部分拆掉，生产转移到其他地区。”
李金明曾在那个时候表态：未来的深圳富士康基地将以“研发＋部分生产”为主，人员规模最多是在10万至15万人之间。同时间，富士康提出了“发展内地，制造转移”的口号，生产线转移的地点有山东烟台、重庆、河北廊坊、北京亦庄等地，而大部分转移地周围都有富士康大客户的工厂。
富士康廊坊工厂的部分业务原本在北京亦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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