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刘华
当小岗村18位村民按下生死血印，以联产承包之名，开启中国释放积蓄30年的农村生产力的时候，无工不富的观念已经在江浙渐次滋长。
承包制终于在四川广汉，倒逼乡村上层建筑的变迁：人民公社向乡镇体制变革。由此顺势催生集体经济的几条交叉小径。
这或许可以解开一个疑窦：为何小岗至今仍以纯粹的方式，探索农村向上生长的力量，屡屡艰难。
单干多年的小岗人如今开始尝试农民合作组织。这是历史的螺旋式跃进。
由此，所谓无工不富，仅仅是问题的表象，其核心仍是科斯定理的追问：何以有企业产生？发展工业不过是从市场从边界上更容易滋生为降低交易费用存在的组织或者企业。其实，农村和农业中同样可以。
历史的使命，只有重溯改革的地理原点时，才看得真切。大唐镇提供了其中的解释密码。
“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都不可能想到，从一个无人知晓的小镇成为国际袜都，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演变而来”。2004年12月24日，《纽约时报》记者戴维·巴博扎写道。
依靠一双普通的袜子战胜百年袜都美国佩恩堡，一举拿下了全球袜业市场35%的份额，“小小袜子对强大美国构成的威胁，你永远都猜不到究竟有多大！”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公使的谢伟森(DavidS.Sed-ney)留下了“耸人听闻”的话语。
一夜成名于2004年的美中纺织品贸易战期间的大唐，是谁？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是它？
在市场的边界“野蛮”生长
大唐因尼姑庵名得之。
1969年，诸暨原宜东乡钟家村以每台160元的价格从上海买回16台手摇袜机，创办当地第一家集体袜厂。手摇袜机每天生产50-60双袜子，每双袜子一元钱纯利，一个壮劳力在生产队干一天才挣0.40元！
“做袜子完全是为生活所迫，不做就填不饱肚子。”丹吉娅集团创始人洪冬英说。胆大的农民开始悄悄试验。没有技术，他们就去国营企业“偷取真经”；没有资源，他们就去棉纺企业拾捡线头。
到1980年，大唐农村总户数50%以上都成立了家庭袜机作坊。这是滋生于农村的企业的雏形。
在大唐庵附近的杭(州)金(华)公路边，洪冬英们经常攀着车窗叫卖尼龙袜，几毛钱一双兜售。提篮小卖很快被取缔，被迫辗转义乌。此举促进了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发育，也使得大唐无意中为全球袜业巨头贴牌加工。
20世纪70年代，全球袜子生产基地从日本转移到韩国和台湾地区。日韩客户开始下单长三角的上海、嘉兴等地。诸暨针织、绢纺产业发达，顺利承接了这一轮轻纺业外溢效应。
“晚上躲在被窝里数钱，真是心惊肉跳！”浙江永新集团老板金银焕说，1984年前后国家取消对化纤原料的计划限制，他怀揣1000元高利贷前往海宁购买涤纶丝，货发到大唐净赚3000元。其后袜贩子们又在公路聚集成一个原料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