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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冷，弥漫的汽油味。
十几驾无人直升机静躺在仓库里，机身长七米，宽三米，黑色的、巨大的旋翼延伸到远处。窗前站着的王伟，被光线一把勾出了轮廓，雄浑，刚硬，像极了匍匐在一旁的巨大机身。
王伟是航景创新的总经理。这是一家工业级无人机企业，是中国最早建立工业无人机的企业，也是中国少有的能够自主研发传感器、飞控系统的企业。“创立航景从08年开始”，王伟来到办公室，专注地站在黑板前，以画图方式讲述航景的故事。手很大，笔显得短小，笔尖飞快滑动着，留下一串圆圈和直线的图形。
八年前，无人机仍是初期市场，产业链亦不完整，航景在这个时候成立。
起步
北京有一座双层公寓，上下一共六十平米，楼上摆着两张床，楼下放着两台电脑，一件测试设备，以及成堆的图纸。里面住着两个25岁的青年。这是八年前的航景。
公司由王伟和吴双联合创始。2006年，两人相遇在北航产业公司，王伟做硬件，吴双做软件。两年后，两人被调动去了北航无人机所，在一间小飞机实验室内做技术人员。
“一边在单位做技术，一边成立了航景”，王伟说到两个人的工作，“我主外，他主内，我做硬件，他做软件，就像我比较高，他比较秀气，走在一起别人以为他是我媳妇。”
2008年，无人机行业圈子很小，做工业无人机的企业，几乎是设计公司。王伟和吴双将设计好的图纸送到北京的小工厂加工，再拿回来装配，一个项目要花很长时间。他们并不针对普通消费者，而是行业用户，解决农用、测绘方面的刚需问题，项目价格在四五十万左右。
当被问到两人每年的收入，王伟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零。“钱，我和吴双一分不拿，都用来买设备”，他说着，“我们用单位挣到的工资租航景的房子，只按季度发自己点生活费，补充一下。”
除王伟和吴双外，当时公司另有两个股东，入干股。两方合作一年多后，出现了分歧。
“面对赚来的钱，另外两个股东要求分摊，而我和吴双希望全部投入进去，买设备”，王伟说着当时的情况，“检测的仪器设备很贵，我们想往远走，需要这些钱。”
意见相左的两方，最终分了家。
“钱归你们，分完走人吧，我们只要公司的壳”，王伟重述着自己当时的话，“后来账上的钱没了，所有设备都被搬走了，或者拿去变卖，航景那间小屋空了。”说到这，连黑板上滑动着的笔尖也停了。
之后的两年里，王伟和吴双继续接项目，将挣到的钱投入公司。直到2012年，两人离开单位共同专职航景，并把公司搬到了北京理工科技大厦的一间办公室。“地方50平米，不够住，我们在外租房子，两边来回跑着。”
从研发到制造
进入2012年，工业级无人机在警用、测绘领域趋于成熟，企业争相抢夺市场。航景作为无人机大军中的一员，希望把握住国内农用、警用市场。
这时他们面临一个难题:植保公司对无人机价格控制很高，需要压低成本，而当时国内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均未成熟，无人机核心部件依赖进口，毫无成本优势。“一个传感器，买来要花五六万，而自己研发只花两千。”王伟指着自己的办公桌，桌上一盒散乱的螺钉和芯片，“压下成本的唯一出路，就是自主研发，但要真的钻研进去要很长时间，需要完全投入人力、财力，还得不到收入”。“考虑到我和王伟在北航产业公司做过技术，对国外核心部件摸得很熟”，吴双告诉记者，“我们已经钻了8年飞控，是时候开发一套自己的系统了。”“对，我们停下所有项目，决定做封闭研发。”王伟也这样说，“当时账上还攒下四五十万，撑一撑，能过去。”
于是，王伟和吴双将航景搬到理工科技大厦另一间200平米的办公室，开始了研发工作。那段日子，两个30岁的青年，几个配合研发的技术人员，几台仪器设备，成堆的图纸和零件。他们每日的生活就是在设备前钻研传感器，买来元器件做集成，再用软件进行传感器的组成，最后，做大量飞行试验。“每月一次大飞，每周一次小飞。我和王伟带着一两个飞手，大清早开车，奔向六环外的郊区”，吴双谈起做飞行试验的过程，“传感器要精确控制机身的高度、速度，起降很多次，直到飞机平稳升空。”
当时加入航景团队的，还有余娜和陈心刚两人，余娜负责市场，陈心刚负责结构组装。陈心刚告诉记者，自己曾在中国兵器218所做技术，刚加入航景，王伟便给了他高于以前单位的工资。对此，王伟也承认，“我和吴双把工资省下发给他们，哪怕公司小，没钱，也要优先保证他们的生活。”
直到2013年3月，航景研发出6款传感器，包括大、中、小型，一一通过了飞行测试。“专利没申请，就抓紧开卖了，客户测试后，每一套反馈都很好，”王伟说着，“传感器的价格比进口产品低了一半，我们一下卖出十几套。”
有了成本控制的先发优势，航景的经营状况慢慢好转。一年内，销售额达一千多万，团队先后加入9名技术人员。其中邱少磊来自中科院遥感所，负责市场，洪平负责系统集存和调试，李继良负责发动机。
与此同时，同步增长的市场销量和人员开支，让王伟看到了企业短板:制造环节。“找小型代工厂帮我们执行图纸设计，但从送出图纸到见货，要半年时间，如果找大工厂，就要攒几个订单一起发，但客户很急，根本等不了”。王伟带记者走近航景的工厂，不同的装配环节，由黄色铁丝网区隔成大小不一的空间，“工业无人机的供应链管理很复杂，有时大部分零件装配回来都是好的，只有一两件不行，导致整体返工，拖累效率，这种情况很普遍”。“必须把产能做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想到了融资。”王伟说。
但提到融资，王伟和吴双一开始很抗拒，“几年前的那场不欢而散，想到再次引入股东，心里就害怕起来”，吴双告诉记者，“但一想到车间、工厂，航景最需要的就是规模呀，我们不能再挤在小作坊里了，融资这一步，不得不做。”
2013年末，两人终于迈出这一步。这时候，恰巧，他们赶上了互联网大潮。
融资之路
“无数投资人的眼睛盯着互联网，而我们只是个设计公司，并不对他们的方向”，王伟说着，“我们转而寻觅TMT行业的投资，主动给他们发邮件，但他们一听我们做B端，就没了回音”。“做B端门槛太重，行业周期长，没法拼销量”，王伟重述着投资人的话。“一方面他们的投资思路和我们不太一样，他们关注消费级无人机，效益快，”邱少磊告诉记者，“另一方面，照公司的实际情况，只引进钱还不够，做B端最需要的，是全产业链资源。”邱少磊曾在中科院遥感所做国家电网技术，2014年加入航景，负责销售，与王伟共同寻找投资。
“我们找了整整一年，跑遍了IDG、红杉、贝塔斯曼，每一家，都经过1-3轮的谈判，但都因为条件和需求不同，一一放弃”，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邱少磊回忆着，粗大的手掌在膝盖上前后摩擦。
直到2014年下半年，TMT行业缩水。随着一大批企业倒掉，投资风开始转向。
“这时候我们遇到了中兴合创，一个投资人找到我们，对，他叫邵民桦。”
邵民桦是中兴合创投资副总监，“我们投的就是B端，无人机的圈子里，我拜访过所有从业者，直到看见王伟和吴双”，他话没说完先笑了，“王伟心大，吴双细致，这两人一刚一柔，一硬一软，不是刚刚好吗”。
“从产品、商业模式到行业门槛，都很重，这是航景的风格，也是我们的标的”，邵民桦认为，“相比只拼销量的企业，真正做起规模，占大市场份额的，才是未来工业无人机的龙头”。
同时，王伟认为，“中兴合创掌握工业无人机的产业链资源，对于B端企业，只组个钱局不够，我们需要的，是他们的投后服务。”
双方很快达成协议，2015年5月，航景获得了中兴合创的千万级投资。
几乎在资金到账的同时，航景在新疆参加了国际农业博览会，现场演示了植保无人机产品。同时，正式面向农业客户，做植保无人机产品和服务。
早在4年前，王伟开始出差跑新疆市场。带着航景的产品过去做演示和技术交流。王伟说道，“那时候航景很小，领导不理会，只能找具体负责项目和技术的人，撕开一个口子”。
但王伟称自己的真正目标，是占领警用市场。
“无人机的核心市场在军用，越是战火不断的地区，需求越是旺盛”，王伟认为，“航景的规模和体量，又是民营企业，根本进不去这些区域”，王伟解释，自己曾在军工企业里做无人机技术服务，跑遍阿富汗、也门等大大小小的中东地区。
然而，打入警用市场并不容易，警用无人机对飞控、航时要求较高，更关键的，是需要培养专门的服务网点及技术队伍。
对此，王伟已决定，先在新疆当地接农业项目，“靠农业赚的钱，来养警用的队伍，两个行业一起做，对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也是一种检验”。
还是早期市场
2016年4月，记者来到北京亦庄经济开发区一处3700平米的办公楼，三层是加工厂，二层是办公区，一层是仓库和车间。车间陈列的机器设备开动着，轰隆震响着四壁，套着深蓝色制服的工人被面罩遮了脸。记者跟随王伟一踏进这里，脱口的话音，立刻被机械声卷走了。
目前航景创新的企业约70人，其中研发队伍20人。“去年下半年起，公司进行了正规化，研发由吴双来抓，我抓市场和管理”。但王伟每天的工作并不只这些。
4月13日早晨，王伟一踏进公司，就在会客室、研发室、车间不停穿梭。9点见了两位科研院所的客户，11点面试了一个工程师，12点带记者来仓库看机器，顺着仓库外侧的小门，转到开发区的食堂。“毕竟公司不大，上门的客户我都要见，现在研发缺人，一线技术人员的面试也要去”，说着他左手接起了电话，挂掉后右边裤兜又响了。饭桌前坐着的十几分钟，王伟左右交替地打着电话，剩下的两分钟里，一把将碗里的菜吃干净。“所有人忙在生产一线，但还是担心他们交付不完今年的订单”，邵民桦告诉记者，他一周总要去找王伟一两次，每次必谈的，不光管理问题，还有业务方向。“收缩，再收缩，聚焦农业、警用和外贸这三个领域”，邵民桦并未向企业要求利润，“价格可以低，再低，做的是市场份额，也许周期会很久，订单量很大，但做出来，就能形成垄断”。“我明白，规模就是实力，目前的无人机，终究还是早期市场”。说完，王伟起身扛起双肩包，准备见下一个客户。
晚上7点钟的航景，办公区人员下了班。王伟一步跨出了办公室，在走廊走着，书包扛在右肩。灯光从横面把他拖成一条长影，他每走一步，那影子就分成了一个叉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