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农民刘春明一想起去年秋天的事就有些后怕：满院子跑的油鸡没有粮食吃，节水工程也没有钱修，资金链断裂的噩梦天天折磨着他。
50岁出头的刘春明是渤海群兴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他肩上担负着115户村民的致富梦。从2007年成立以来，这个合作社一直都是靠村民的自有资金维持，迄今已经投入了300多万元。
村民们再也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投资了，刘春民不得不求助于金融机构。两年来，他无数次向北京农商行申请贷款，却都无功而返，一分钱也没有贷到。
刘春明的境况是全国45万户农村专业合作社的缩影。他心里非常纳闷——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多年都提出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但为什么农民贷款还是这么难？
尽管中央一号文件从最初的“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到“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投入”，再到今年明确提出“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政策的力度逐年提升，农村金融一直都被政策持续关注，但事实并非如此。
另据《第一财经（微博)日报》记者调查，在央行两个“不低于”的指导之下，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的数量也大幅提升，但实际中农民获取的金融支持仍然是杯水车薪。
乡村贷款瓶颈
作为立体种养殖技术的先进分子，刘春明在业内广为所知，这从常常有千里之外的合作社来向他取经就能看出，但银行要求提供合法抵押物，刘春明却没有商品房房产证，生态园和汽车以及合同等则不被银行接纳。实在缺钱的时候，他曾借过一次高利贷。
“杏子熟了，再不摘就掉地里烂了，需要租冷藏车往市里运，不得已只能找高利贷借。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害怕，超过一天就是30%的利息，真是不敢再那样做了。”刘春明说。
去年秋天刘春明遭遇了一次危机，那时小鸡还没有孵蛋，合作社既要做市场，还要为来年灌溉修节水工程，所有向村民募集的资金都用完了，鸡马上就要断粮。刘春明急得团团转，最后他向邮政储蓄申请贷款，邮政储蓄的要求是必须公务员做担保。
“我是农民，除了镇领导之外我也不认识公务员。”刘春明说，形势所迫，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找书记和镇长，在怀柔区渤海镇党委书记张福利和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钟福全担保之下，邮储贷给他18万，解了燃眉之急。
田仙峪村的白宝海与刘春明有着同样的遭遇。
白宝海靠养殖虹鳟鱼成为远近闻名的致富能人，中央电视台曾经给他拍过专题片，在今年春节期间还受到了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公司的资产规模也已经达到了上千万。即使如此，他仍然因为不符合规定贷不到款，公司发展的资金几乎全部都是自有资金和民间借贷。
“就我们效益这么好的企业都贷不着款，别人的话就可想而知了。”白宝海说。
刘春明和白宝海们的大额信贷需求在如今的金融体系之下难以得到满足，抵押是所遇到的最大难题。按照我国《物权法》《担保法》等法规规定，农民住房、宅基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等不能作为有效抵押物，农民又很难找到符合银行要求的担保单位。
渤海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钟福全这几年一直在尝试搞板栗收购贷款，每年4月钟福全会召集板栗收购商，农信社领导坐在一起碰碰头，谈谈贷款需求的情况。去年向农商行申请了3000万，最后批了2000万。农商行要求有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渤海镇从财政资金中支出1%共20万的担保费。
钟福全对这笔钱非常心疼，渤海镇每年的可支配财力也不过几百万，若是每年都拿出几十万来为农户贷款做担保，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案。
瓶颈之源
针对上述问题，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曹力群对本报记者表示，全国范围来看，北京农村的信贷状况算是非常好的，中西部的很多省市的农村地区金融服务供给严重不足，几乎完全依赖民间借贷。
根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0年，全国仍有2312个乡镇没有任何金融机构的存在，而这些没有金融机构存在的乡镇，绝大部分都集中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对本报记者表示，现在成立了村镇银行、小额信贷公司等新兴农村金融机构，监管部门也要求大型金融机构下乡，因此涉农机构在不少县级和县级以上的竞争是比较激烈的，但乡镇以下则谁也不愿意去，包括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农商行和农信社在基层的服务和网店也是不足的，服务质量更是无法与城市同日而语。
“这说明商业化倾向之后，利润成为银行最重要的考核目标。”杜晓山说，“服务三农”和“商业运作”一般易成为一对难以统一的矛盾。若是完全基于市场机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农村金融服务供给。
这也成为农信社改制最被诟病的原因——改制后农信社“脱农”的冲动越来越大，虽然实力增强之后涉农贷款总量增加，但所占比例却在下降，本应该服务于农业的农信社也开始把重点转向城市，向高收益行业转移。
银监会去年8月宣布，从2011年起，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将全国农村信用合作社全面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不再组建新的农村合作银行，现有农村合作银行要全部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
截至2011年末，全国已有402家由农村信用社改制组建的农村银行机构，其中农村商业银行212家、农村合作银行19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