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迪波被“双规”后，湖南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如此对记者表示，文迪波的案发，实际上更引起了当地对地方政府介入企业经营的一场反思：政府公权究竟应不应该介入民营企业经营，介入程度深浅如何把控?
“当初，株洲市政府介入太子奶托管，太子奶走上破产重组的道路都是沿着文迪波的思路进行的”。株洲市政府一位人士曾向记者表示。
高科奶业介入太子奶托管经营路径也因文迪波的“双规”初现其真实面目。高科在2009年1月托管伊始，株洲市政府制定的“拯救计划”下：高科自负盈亏，通过向太子奶集团支付租金，并经营所得利润全部用于偿还太子奶债务。
2009年12月，文迪波在多反“运作”之下，李途纯彻底出局，文迪波与李途纯又签署《补充协议》，协议取消了高科奶业对太子奶的承租期限，变为“承租人单方面决定租赁关系”“承租人每年向出租人缴纳5500万元。”
事后，李方证实太子奶集团并没有收到过高科的租赁费，而是文迪波借破产重整之机妄图将太子奶彻底控制在自己手中。“文迪波煽动了4个债权人，这些债权人加起来的债权才2000万，他们却推动了太子奶30亿有形资产和20亿无形资产的破产，高科奶业不仅通过破产计划申请成为债权人，而且还通过高科作为破产重整的平台，损害更多债权人利益的同时，高科奶业从中获利。”知情人士表示，随着文迪波的“双规”，更加证实了高科奶业从看牛人到卖牛人的利益运作过程。
李途纯在2010年6月初曾直言，最让他感到郁闷的一点是：文迪波的政府代言人身份让自己跟株洲市政府之间信息的明显不对称。“每次向市政府汇报都是由文迪波策划安排的，规定我讲10分钟或者15分钟的发言完就必须离开，然后由他们讨论。”李途纯表示，文迪波利用单方汇报的机会，做出的决定完全不利于太子奶方，“几乎所有决定都是他单方汇报后决定，从未征求我方完整意见。有时候根本就不通知我参会。”
高科奶业进驻太子奶之后，太子奶并没有能够按照预期维持下去，是文迪波遭受广泛质疑的起始。其后，高科涉嫌变卖，不合理处置北京太子奶等多处设备等消息接踵传出。
高科奶业的身份合法性也一直遭受着众多质疑。
高科奶业成立之初，身份是国企，经引进民营资本控股后，其身份已经不伦不类。对此，文迪波曾在2010年6月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高科奶业已被他控股，但当记者反复追问之后，他又表示，高科奶业仍为国有控股。
株洲市工商局天元分局工商登记资料显示，高科奶业是2009年株洲市政府为托管太子奶而成立的公司，注册资金1200万元，初始股东为两家。其中，高科奶业由株洲市国资委首次投入4000万元，国资担保公司贷款6000万元。
但在2010年2月1日，高科奶业注册资本变更为3200万元，股东一栏中，除了株洲高科集团和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外，新增加了北京商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明观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后两者实际控股已达62.5%，但这笔新注入的2000万资金中，大部分均是从株洲当地募集的。”知情人士表示。“高科从政府托管实际上已演变为文迪波个人侵占。”
在多位太子奶案知情人士看来，李途纯涉案被拘1年之余，仍未有定论，身患重病仍得不到保外就医批示，其背后就是笼罩了一张由文迪波为代表的当地利益集团的大网。
“一年多以来，来自中央和湖南省的纪检等部门多次调查太子奶和李途纯案，但均被文迪波和有关部门事先准备的汇报材料搪塞过去，但这并未能打消外界对李途纯案的疑问。”知情人士表示，文迪波被“双规”只是撕开了太子奶事件的另一个口子：文迪波背后是否有更多的利益集团及地方政府强行介入民营企业经营的模式都将掀起一番新的波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