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天，新闻处的工作人员显然对记者的登门造访没有准备。处长刘雄鹰，对媒体的反感就几乎是写在脸上。

“新闻发布会开过了，该说的都说过了——我在电话中不是都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过来了？”当记者敲开国林局新闻处的办公室，刘的语气很不客气。

“为什么你现在老是想为这个事采访，我就觉得怪了。”刘丝毫也不打算掩饰他的不耐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挖掘和值得提供的！”

近一周来，媒体和网站上，对狩猎权拍卖的报道此起彼伏，尤其是批评的声音来势汹汹。这让刘处长对媒体的意见很大。

刘处长认为，就是参与报道的媒体起了很坏的作用。他强调，某些媒体出于猎奇心理，进行不负责任的炒作，不但没有将真相报道出来，还让一些不明情况的群众加深了误解。

“(报道中)包括外国人、牦牛之类的内容，有些东西连事实都没搞清楚，他就回去报了。”刘处长提起来仍然愤愤不平。

“记者一批一批的来，我们总不可能什么事情都不干，就接待你们吧？”刘表示，这件事现在直接影响了局里其他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记者随后数次的上门采访中，明显可以感觉到林业局内部人士对媒体的敏感和谨慎。8月18日，林业局大楼内，国家林业局党组成员、局直属机关党委书记杨继平，对记者就此事的提问几乎不做任何回答。而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的王维胜处长则对记者表示，上级领导没同意，他不接受采访；同时他所说的任何话都不得发表。

8月28日下午3点左右，记者多次联络，又经过半个小时的等待后，终于见到国家林业局新闻发言人曹清尧。他显得很疲惫，一个旅行箱就在办公桌旁放着。

他一边埋头整理出差的各种票据，一边听着记者的各种提问，不做回应。末了，只一句：“我劝你最好不要报道，现在，你们媒体不管从哪个角度来报道这件事，都会使我们处于被动。”

提前沟通就没那些意外了

“这件事在我们国家林业局的各项工作中，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说白了，我们从来就没把它当成是一个大事。”国家林业局新闻处的刘处长再三对记者表示，拍卖公示之后居然引起这么高的社会关注度，他们真是没有预料到。

刘处长还认为，这么件很简单的事情，背景和处理方式都不复杂，低调处理就好，活动开始的时候再组织报道一下就完事了。正是基于这个想法，国家林业局在拍卖之前，没有想过要和任何媒体接触，也没有想过向大众发布信息。

“你说得对，跟媒体打交道，我们确实要从这件事中吸取教训”。告别时，刘处长终于表示，以后这类事，可以提前跟媒体沟通一下。

“如果在拍卖之前，林业局对民众的关注有一个充分的认识，然后再做一个铺垫，找一些科学家，找一些记者，来讲讲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清楚了，或者就没后面那些意外了。”曹良说。

国务院要求林业局拍卖

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处的王维胜处长告诉记者，目前关于狩猎工作，无论是以前一事一批的那种，还是筹划中的拍卖，如今都已经处于停顿状态。

“这是件合法的事情，林业局在依法办事，而且从程序上讲，更公开更进步了，我不知道它错在哪里？”曹良对公众的反应大惑不解。他特别强调，国家林业局将狩猎额度进行拍卖，依照的是《行政许可法》第53条规定。

《行政许可法》是2003年8月公布的，到了2004年7月份才开始正式实施。从公布到正式实施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将近一年的准备期。在这段时间，林业局本来应当可以做好实施前的各项准备。

实际上，国家林业局是直到2005年和2006年才着手筹备拍卖一事。这比马怀德教授所说的“准备期”，晚了近2年时间。但在这两年时间里，国家林业局并未就此事向大众媒体发布过任何信息。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此次的狩猎权拍卖，对大众来说才感觉那么突然。

曹良透露，这次国家林业局放弃以往的一事一批，决定进行拍卖，是因为“不拍不行了，国务院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特地打来电话，要求国家林业局必须进行拍卖。这也是《行政许可法》的明确要求。”

政务如何公开 尚无法可依

“从合法性来讲，林业局的拍卖没有问题。从政务公开角度说，它不但要这样做，而且还要更多地公开。”北京大学行政法教授姜明安首先站在多数网友这一边，表达了他的不满，“国家林业局只一个简单的拍卖公告，舆论追问下才开了一个简单的新闻发布会，公开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

“不管是事先还是事后，它都应该主动将所有此次拍卖的相关问题一一披露，包括专家论证的方式、过程、结果——特别是公众在网上质疑最多、新闻发布会上并没有提及的一些问题。”姜明安一点点地帮记者数着林业局还该公布哪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