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再审决定做出的日期与文建茂案相同，均为5月31日。

曾被大量媒体关注的“以捐抵贿副市长”余斌案早于文建茂案，检方提起公诉时的金额是225000元，余斌称其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00元已用于公务开支及扶贫等。最后，法院判决认定95000元属于受贿。

两案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被告人均称收受的钱财中有公务开支及扶贫款项，认为可不作受贿数额认定。通过审判，二者都获缓刑。

余斌案原公诉人之一韩晓雷接受《检察日报》采访时曾表示，受贿所得用于公务和扶贫一说，余在检察机关侦查阶段仅提过一次，“余斌当时并没有将所谓154700元用于公务支出、扶贫等讲清楚。”

昨日电话中，仇新华肯定了这一说法。

用于公务和扶贫，能否减扣受贿款，在两案中都是公检争议的焦点。检方相对一致的观点是，如何处置赃款，并不影响收受赃款的事实。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诉科长章陵邵说，刑法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对类似做出明确规定，因而检察院和法院出现严重分歧。

“我们始终坚持认为，文建茂案应把所有受贿金额都考虑进去”，章陵邵说，定罪和量刑是两回事，定罪时将用于公务开支和捐赠的费用全部纳入，不能减掉，但量刑上则可以酌情“从轻发落”。

据《法制日报》报道，支持这一看法的有众多法学家，包括中国法学会会长赵秉志、湖南刑法学会会长马长生等。

与此相对，永州中院判决时进行“扣除”，亦有观点支撑。

“如果证据确凿，用于公务开支的贿赂款不应列入罪名。显然用于公务要比用于吃喝要好。”北京大学法院院副院长陈兴良说。

他表示，“先贪后捐现象”在国内不少地方均存在，检方多认为不应减除，法院则判决减除，“各地判决不同，往往形成检法两院打架的局面，”。

章陵邵介绍，双方分歧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法律本身：1997年之前的旧刑法将贿赂罪归入侵犯财产罪，由此，个人是否将受贿款自用是最重要的；而修订后新刑法则主要着眼于该罪是否侵害了公务行为的廉洁，因此，“即使没有非法占用别人送的钱财，而是用于公务开支等，依旧是不廉洁的。”

检方的担忧还有，支持“减法原则”的判决，是否会给一些贪官可乘之机，事先“受贿济贫”，由此会给检方反贪带来更大的难度。

而文建茂案“先贪后捐”是否可以减扣，8月8日，该案再审公诉人程晖说，检方今日将在庭上坚持原有观点并提出证据，“最终还是要法院来判决”。

对话

“我受贿比余斌少多了”

文建茂称当官不是他的追求，受贿只因太讲感情

记者：缓刑期间，你主要做什么？

文建茂（以下简称文）：我学着做电脑课件，现在可以在电脑上演示了。看了很多书，历史什么的都看。

记者：听说你打算出去教学？还教化学吗？

文：现在对历史比较感兴趣，我有信心教好历史。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的经济问题？

文：都是熟人送的，我也没办法。

记者：有些钱不收不行吗？

文：我当时太讲感情了，有些东西太理想化了。

到长沙去找电视台花的2万多，是经过县领导允许的，大不了告我小金库，是个违纪行为。

记者：外界说你是先贪后捐，你到底捐了多少钱？

文：我基本不是捐的。

主要是教育局应该出的钱呢，因为局里经济紧张，我就出了。还有就是领导叫拿钱给他，我就拿了给，这不能入账的啊。这怎么能叫捐呢？

记者：文联的捐款是怎么回事呢？

文：文联要出书啊，没钱，我就自己拿钱给他们。

当时我有一些钱不好处理，就放在袋子里边，就拿出来给他们出书。作为教育局长也应该从事点公益事业啊！

记者：上面还有你的诗词，是吗？

文：是啊。我当教育局长之前就经常写一些诗词，比较喜欢嘛。

记者：你听说过余斌吗？

文：当然。报纸登了，数额比较大，我（受贿）比他轻多了。他扶贫什么的是假的，我的是真的。

记者：你觉得以个人拿钱和单位出钱做赞助捐款区别大吗？

文：我看过一个专家的说法，以公家名义捐可以抵扣受贿款，以个人名义是个人名誉，单位则是公家的荣誉。我没有把名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放在教育局身上。

记者：你捐款或者用于公务开支的钱，怎么就能是别人送给你的钱呢，而不是别的什么钱呢？

文：法律是讲证据的。

如果有人说我拿个人的钱办了这个事情，得出示证据啊。如果拿的是公家的钱，为什么不讲我贪污呢？

记者：现在回想自己这几年的经历，你有什么感悟？

文：当局长只是在梦中出现的事情，不是我的个人追求。而且我的性格太理想化了，不适合当局长。（来源：新京报）(C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