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不这么想。他阅读大量关于法律方面的书,查找可以指证那些人违法的法律依据。
每次去收集证据,他有着极大的兴奋和刺激。“你能把事情搞清楚,挖出来,需要本事的。”黄有点得意。
当然,他出门的时候,会借助自己会算卦的本事,看看出行是否吉祥。
村子里被改变的一切,黄希望通过自己 这么多年的努力改变。
村子的妇女几乎都当过贼,没有烧的,她们拿个黑色的塑料袋,到附近煤矿上偷一点煤,回到家,做饭用。
水,是别人可怜这个小组,就接了个水管,但必须是定时才给送水。他们把水存在一个水池里,慢慢受用。
自从黄不务正业以来,家里的收入开支是这样的:
孩子外出打工的收入。
当煤矿老板时候挣的钱。
1984年开始承包的杉树林100亩。现在已经卖完。
煤矿补偿的农赔款1.7万元。
老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很大,但是老婆觉得他很渺小。于是他们间接地争吵起来。“人家搞腐败,是有计划的,你告状有什么计划?”
“你连本事都没有,给你一根毛,你能拉直吗?你没有力气的哦!”
“我比很多记者更敬业”
这个曾经需要保护伞来挣钱的农民,现在正受到打压。
全家人的反感和恐惧,没有让这个固执的湘南男人的硬骨头变软。
“国家的人像流水,我们农民就一直在这里。我们没有地方去,老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妻子的反对一如既往。
酷爱摄影的黄拥有三台相机,为了他的官司之路,也买了一个录音机。“我每天像记者一样工作。我比很多记者更敬业!”
“我实事求是,我就像你们记者,我力争自己的举报,有70%到90%的把握。”
这个乡村的能人,得不到族人和希望得到帮助的人的理解。这是黄目前最尴尬的事情。“我不拿刀去杀人,我拿证据去证明有人在搞我们国家。但是被我扳倒的人不多。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时代过去了。我是用笔和正义说话的代表。”
他这么多年为民请命的经历,得到了一些人的嘲笑。那些希望他主持公道的人,发现没有解决问题,就认为他没有本事。
“举报那么多,说实话,赢的没有输的多。一个人力量太小了。我就是一个拖拉机,怎么可以和重型卡车撞?”
有一次,他举报案件被媒体曝光,后以散播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被“依法拘留”。出来的时候,迎接他的是乡民的绶带和绵延不绝的鞭炮声。
他哭了。“好人还是多。”
黄有过动摇。但他说,他是一个没有刹车和倒车挡的车,无法停止。
“就这样下去吧。我也算是为民主和法治做点事吧!?”
他说,希望他死后,村子里能有这样的人,要继承这个东西。
“我从土地上失业了。但是我想让人们知道。人活着,不仅仅是吃饭。”
黄说,他是体系里出来的叛徒,如果不这样做,家里的生活比城里人强,“我和他们交易一下,拿些‘干股’,难道不好吗?人们也许不会恨我,还说我是能人呢!”
一场战争,没有代价是不可能的。黄元勋说,“我走的是法律程序,要搞你,他们也只能动脑筋”
“其实,我非常想在自己这么漂亮的房子里,看书,给别人算命,带自己的孙子。我到底为什么呢?”黄仍然有困惑。
这个家庭,有基督,有佛,有易经,有祖宗牌位,有历任国家领导人的画像,有《共产党宣言》,有中国最小的官员村民小组长的称号。有出门抽签占卜吉凶的竹筒。
遗书里的希望
黄元勋的出现,是否成为宜章县的福气很难评价。“如果我的能力足以让人警惕不去腐败,也许我能救一个又一个当官者的前途和他们的家。”黄说。
黄元勋活得很累,听到有人散布要杀了他的消息后,黄写了一式四份的遗书。一份给家人,一份给了当地一个干部,一份给了一个记者,还有一份放在身上。
他甚至把遗书邮到了湖南省的最高行政长官那里。他不清楚与当地最有钱的人和威权者的战争延续好多年之后,他要付出什么代价。
“我做过煤矿,也知道井下死去的兄弟。但是我不想让自己像井下的兄弟,死的时候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我要死个明白。”
2005年底,黄激动万分。他觉得似乎自己多年的努力有了希望。
2005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第6版,刊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怒斥浆水村旁边的煤矿的新闻,这个矿开始闻名全国。
2005年11月11日,李毅中在检查该矿时发火:“你这个矿是怎么通过验收的?连个整改方案都拿不出来,没有资金预算,没有项目安排、整改期限和责任,根本就没整嘛!这是对矿工生命不负责任!验收无效!”李的怒斥指向的是煤矿安全。
而由于煤矿的掠夺性开采,造成600多村民已经变成了无田耕种、无企业、无活干、无饮水、无钱、无粮的“六无”人员,对此至今仍没有人怒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