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萌：能感觉那个风的力量是吗？

何斌斌：很大，因为它要往左，比如从右边来的风，它要往左滚，我就要往左边把驾驶杆压到底，它要往右边偏，我必须把方向舵登了，左舵登满了，正好可以克制，飞机稍稍往右有点侧，但是紧接着停住了，我一看没问题了，然后把油门收回来，减速，最后放伞比较晚，因为这个飞机放伞影响也很大，最后安全落地。可以说这次飞行是我真正遇到最紧张的，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谁也没有试过，所以说只能摸索着往下走，这点是最叫人担心的。

拥有7年多试飞经历的何斌斌，在试飞生涯中遇到过多次的险情。2004年5月，何斌斌驾驶某新型战机执行试飞任务，起飞3分钟后突然全机断电，飞机无任何参数和信息显示，并且当时天气条件较差。然而就是在这种完全没有任何参数和信息显示的条件下，何斌斌没有选择弃机跳伞，而是凭借着高超的技术和过硬的心理素质，将完全断电的飞机成功地降落到了地面。

李小萌：当时如果你选择了弃机跳伞，损失的除了那一架飞机本身之外，还有什么？

何斌斌：这个就不可估量了，第一个，本身飞机造价非常昂贵，飞机不说。第二个我们这个新机的研制、试飞，它的期限可能要滞后，就影响我们国防建设的装备。第三个，肯定是声誉，航空界在国内，甚至在国外的声誉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李小萌：当时您坚持要求自己尝试一下降落的时候，会想这么多吗？

何斌斌：没想到这么多。

李小萌：那时候想的是什么？

何斌斌：当时想我怎么样把这个飞机在这种条件下安全降落，我主要从我的技术上进行思考，考虑这方面。

很多了解试飞员工作的人都将试飞员视为英雄，他们在和平年代里从事着高度危险的职业，每一次执行试飞任务都意味着又一次与诸多不可知的危险展开较量，甚至不知何时就会以牺牲生命为代价。

然而在精神和生活上承受着更大压力的可能并不是试飞员本人，而是试飞员的亲人。对于试飞员的亲人来说，不但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随时可能失去亲人的压力，而且还要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一家人更是是聚少离多。

李小萌：作为试飞员来讲，在关键时刻是把个人的生命置之度外，但是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是属于自己，属于更多的人，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整个合作伙伴，更大的范围，你们要面临这些特殊的要求，像您的家里人，他们要面临什么样特殊的要求？

何斌斌：家里人肯定是了，作为一个试飞员的家里人，要比平常的家里人可能要承受更多的心理压力，但是作为我们来讲，尽量减少他们的压力，所以说我平时飞行当中一些事儿，或者遇到过一些什么事儿，回家我从来不给家里说，尽量让他们感觉到这仅仅是一个工作，一个职业，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李小萌：就算你不说，他们也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性质的职业。

何斌斌：那肯定。

李小萌：您的这份特殊的职业对你的跟亲人之间的那些家里的这些事情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何斌斌：肯定有，比如说我刚结婚的时候，一直是两地分居，我妻子一个人在成都，当时父母也不在身边，肯定是很孤独的，这不言而喻，对于我来讲，不能给她更多，因为当初通讯还不是很发达，仅仅是通过信件能够表达一些安慰，所以说很苦，我觉得她很苦。后来虽然调在一起了，但是又有了孩子，我又不能抽出更多的时间去照顾，作为她来讲，这个责任、这个担子全部担起来了，所以说我感觉非常愧疚。另外，对于我的父母，记得我们小时候，应该说那个年代的条件都是一般，父母也很辛劳，加上那个时候姊妹也比较多，辛苦一生，辛苦一辈子，比如说我父亲，刚刚退休，61岁就去世了，他得的病肯定是辛苦造成的，辛劳造成的，可以说是积劳成疾，所以说为了我们的成长，最后没有得到一点报答就走了，所以我现在想起来，还是非常伤感的。

李小萌：去世的时候您在身边吗？

何斌斌：不在身边，这也是我很遗憾的一件事情，当时我记得我接到电话，我父亲去世的时候，我是在一个新机的品质模拟实验台正在做科研验证试飞试验，等我做完这次试验下来以后，旁边接到电话的人告诉我，父亲去世了，等我赶回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晚上我父亲已经入棺了，我还没见上他最后一眼，这个事情现在想起来，到现在为止是最大的遗憾。

李小萌：如果你提前能知道你会选择请假回家吗？

何斌斌：提前知道也很难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工作是非常紧张的，那段时间任务要求非常严，如果提前知道，最多回去能看上一眼，可能回去能看上一眼，这是人之常情，但是我不可能在家里面等着，等着他走了以后我再回来，这是任何人都不可能这样做的，肯定还会投入到工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