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军原则之一。党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但自毛泽东起，军委主席就没有军衔，这个传统被邓小平延续，直到1988年被写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这一年，邓小平授予17人上将军衔；

1989年11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并于1990年3月，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他于4年后的1993年12月，首次晋升6名上将；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在江泽民主席任内，一共8次晋升上将，共79人。

现役上将36人

身为上将，他们享有哪些待遇？

最直观的是工资——目前，军队干部实行“结构工资制”。包括职务工资、基本工资、军龄工资，同时设置了军衔工资。一名中将与上将的月薪差距约为1000多元。

但在住房、医疗、配车、“交通席别”等其他物质待遇上，更多是与职务挂钩，而非取决于军衔。

“军衔代表着一种荣誉。”彭光谦说，“比如在出访期间，或者与国外军官交流，讲究的是军衔对等。最重要的是，对军人来说，军衔的设置是一种激励。”

“解放军实行的军衔制度，属永久军衔性质，”彭光谦告诉本报记者，“依据规定，军衔是军官终身的光荣称号，非因犯罪经法院判决，不得剥夺。当然，军官犯了错误，军衔降级可以作为一种惩戒。”

军衔另外还兼有调整部队指挥关系的作用，按照军衔条例，一职务低的上将要受职务高的中将的领导。但当战争中军队建制被打乱、无法判断职务的高低时，又规定由军衔高的人指挥，“这对于现代战争是非常重要的，”彭光谦说，“战场上变幻莫测，机会稍纵即逝，不允许你花时间去核实职务高低、隶属关系，军衔就成为最直接的标志。”

自1988年重新实行军衔制，解放军一共授予108人上将衔，现役的上将为36人，新华网公布的资料显示，解放军总参、总政正职，总装部长，总后部长、政委，海军、空军及二炮司令员及政委，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院长及政委，均为上将；七大军区中，除济南军区司令员范长龙、沈阳军区司令员常万全之外，也全部为“三星上将”。

如果纵览108名上将，按其授衔时的任职，总参系统出身的最多（包括兼任军兵种和大军区领导职务的），超过20人；总政超过10人；总后、海军、空军均不足10人；军事学院近10人；其他分布在国防部、武警部队等处。

而在各大军区晋升的40余名上将中，以北京军区最多，有近10人是在北京军区任职时被授予上将衔的，另外加上授上将衔后调任北京军区，以及调离北京军区后晋升的上将，北京军区先后出了20名左右的上将。“这足见首都的重要战略位置。”徐平大校说。

对比两代上将

如果从建国之初算起，解放军迄今已有164位上将。

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上将被定位在第二等第二级，在其之上，还有大将、元帅，以及大元帅——这个最高军衔，仅毛泽东有资格担任，但他未接受。

当时，共有10人成为元帅，10人获得大将军衔，5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而在1956年和1958年，各有1人晋升为补授上将。

开国上将曾是世界上最年轻的方阵——平均年龄45．6岁，最年轻的“红小鬼”肖华获上将衔时仅39岁，这些将军们，不乏个性鲜明的人物，如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在少林寺习武8年，贺炳炎与彭绍辉，分别在与国民党的战斗中失去右、左臂，被毛泽东称为“独臂将军”。

但10年后，中国军衔制被取消。“关于这次军衔制取消的原因，以往的提法都是归结为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徐平分析，“现在看来，当时对军衔制错误的认识和偏见，只是造成军衔制被取消的外因。而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军衔功能被抑制、弱化，则是内在因素。”

1988年，解放军重新实行军衔制，当年的元帅、将军，此时多已逝世或退隐，洪学智成为惟一一位两次都被授予上将的人。

“两代上将还有两个明显差别，”徐平分析，其一，1988年后的上将，多数人是和平环境成长起来的，但对现代战争特点有较深认识；其二，学历高——大多数为大学学历。比如曹刚川上将于1950年代后期留学于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1980年代后期进入国防大学深造；1960年代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业大学的徐才厚，1980年代曾进入政治学院和国防大学深造。

在新一代上将中，彭小枫属将门虎子，他是抗日名将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之子，生于父亲牺牲后数月，继承父亲对军旅的挚爱入伍，目前担任第二炮兵（战略导弹部队）政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