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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当代中国政治沟通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沟通水平与过去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目前我国政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
　　
　　（一）政治沟通主体（沟通者和接受者）存在着问题。首先，部分政治沟通主体的权益缺乏有力的保障。现有的政治沟通多是一些政策性规定，沟通主体的权利、义务，沟通的程序和沟通的效力没有严格的法律规范，缺乏法律和义务的约束，结果导致少数沟通主体尤其是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一些地方出现的对上访者、信访人进行打击报复，就是这种缺陷的表现。其次，政治沟通主体的非均衡性。由于各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也由于各沟通主体本身的社会地位、智力、年龄、受教育程度等条件各不相同，我国的政治沟通主体呈现出不均衡状态：参与政治沟通的比例城市高于农村，受较高教育者的沟通优于受较低教育者，政治人沟通的质量高于非政治人，高级管理人士的沟通先于其它主体，经济地位高者的沟通效果好于地位低者等等。这些情况的出现，加剧了我国政治发展的非均衡性矛盾，形成了政治核心群体与边缘群体这种不利于社会稳定的二元政治结构。
　　
　　（二）政治沟通通道存在着问题。首先，沟通通道不畅。在中国的政治沟通体系中，共产党及其各级权力机关处于主体地位，其它沟通主体大都要经过这个沟通通道才能迅速向政治体系的决策中枢传递有效的政治信息，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这种自下而上的单向的沟通通道对于公民而言仍显不畅，人民群众不少合理的意见、要求和建议往往因为难以及时进入该通道而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反映和重视。在这种沟通通道中，信息的全面性、真实性有所下降，易造成决策失误。其次，政治沟通中的“暗箱”现象。一些人出于对公共利益的觊觎，通过非正式通道在幕后进行政治沟通，以求满足自身的政治利益追求。这种现象大多发生在诸如领导人的产生、公共福利的分配等领域。“暗箱”现象的存在，加剧了公共权力的腐败，败坏了社会风气，使正式沟通通道与非正式沟通通道易位，甚至非正式沟通通道取代了正式沟通通道，这使得其它主体尤其是公民对自上而下流动的政治信息持无所谓甚至怀疑的态度，使整个沟通体系的权威性、可信度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动摇。
　　
　　（三）政治沟通中的信息存在着问题。首先，政治信息在传递过程中噪音多、损失重、失真大。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噪音是指与信息接收者的要求无关的信息，如小道消息等等。由于沟通通道的负荷能力有限，信息传递过程中噪音的增多会使部分信息无法进入沟通通道，造成某些重要信息的损失。信息的失真就是信息在传递过程中被歪曲，到达接受者手里的是被扭曲了的信息。信息的失真主要是由于信息传递者感情上的偏好、精力不支、认识上的偏差等原因造成的。其次，政治信息的正负反馈调节失衡。信息的反馈有正反馈和负反馈两种类型。正反馈就是反馈信息能够促进和加剧原始行动的反馈，如果原来的行动是偏离目标的，那么这种反馈将加剧这种偏离。负反馈就是反馈信息能够调整原始行动的反馈，如果原来的行动是偏离目标的，那么这种反馈将减少对目标的偏离，进行某种调整和校正。一切有目的有计划的沟通，都应该运用负反馈来调节和控制沟通行为，尤其是政治体系，应该运用负反馈来调节自己的输出。当前我国的信息反馈调节严重失衡主要是正反馈过多，负反馈中“增益”（指信息接受机关在接受信息后对所获信息作出反应的程度）过大。
　　
　　四、完善我国政治沟通的若干对策
　　
　　政治沟通对政治合法性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要解决政治合法性危机，增强政治合法性，就必须采取如下几点措施来完善当代中国的政治沟通。
　　
　　（一）推进政治沟通的制度建设，规范沟通主体的角色与功能。通过推进制度建设，使政治沟通的具体过程规范化、明确化、准确化，增强政治沟通的可操作性。要对各沟通主体的角色和功能做出明确的定位并予以制度化，防止各主体功能的扩张和角色错位现象的发生。要进一步提高我国政治沟通的立法质量，使政治沟通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充分保护各政治沟通主体的利益。鉴于当前政治沟通主体发展的非均衡性，在充分发挥政治核心群体作用的同时，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边缘群体的沟通主体意识，让边缘群体发挥积极的作用。党和国家除对其加强教育、引导和组织，提高其文化水平、政治素质和现代组织程度外，还应建立健全相关援助制度，对边缘群体及个人的政治沟通提供支持，以降低其政治沟通的成本，增加政治沟通的效力。

作者：  责任编辑：蓝宝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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