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清多年来积累的巨额财产中，哪些来自于受贿，哪些“来源不明”，应该是很困难的。倒是在田玉飞的交待材料和“忏悔书”中，行贿人的名字，受贿的次数和金额，都写得清清楚楚（参见《田玉飞的“忏悔书”》）。

同样，按照“忏悔书”的内容，田玉飞在1999年做沙湾区（乐山市辖下，县级）区长前，已经亦官亦商，挣了一大笔钱。“忏悔书”交待，1999年4月到2001年底，两年区长，受贿244万元。然后，“边腐边升”，受贿规模随权力升高而增大。

田玉飞特别提到，他收了人家的贿赂，“是给人家办了事的”。

归纳起来，他“给人家办的事”包括如下项目：“我推荐他当XX长（XX书记）”、“我帮他收购了XX厂（企业）”、“我帮他解决了征地”、“我帮他给环保局打招呼”、“我帮他解决贷款（财政担保）”、“我帮他解决钉子户”、“我帮他了断了职工身份”等等。

官职、土地、财政款、银行资金、国企产权、环境污染、下岗职工和“钉子户”的利益，被直接变现。在当时，掩盖着这些实质内容的，是田玉飞公开的政治形象，他俨然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而主政一方，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实施他的“三个了断”，以及“有情操作，无情推进”。

最大的一笔钱权交易，是向东能集团出卖犍为电力的国有股。

2002年11月27日，田玉飞将拥有4.6亿元总资产、1.9亿元净资产的“犍为电力”，作价4000万元，出卖给东能集团公司。按事前商定，东能集团将支付犍为县县委书记田玉飞1500万元。到案发前，“东能集团董事长王德军17次送了我钱、物、折合人民币1200万元左右”（田玉飞致四川省高检的“忏悔书”）

在本报道所引用的这一份“忏悔书”中，田玉飞的“忏悔”严格局限在他个人收贿的范围，不涉及跟他平行或者更高级别的干部，不过，他同时也暗示了他所掌握的官场腐败：“有些人当官，在位的时候没有给老百姓干什么事，就是自己捞肥了，还要升官，这些人也没有出事，职务比我高，官比我大，我算什么呀……”

另有材料显示，田玉飞在“双规”后的交待涉及乐山地区一批官员的经济犯罪，业已形成窝案，“田玉飞检举后经司法机关查证属实的数额为1440多万元”，其中涉及犍为县原县长杨国友和峨边县原县长刘羽成（此二人均已分别立案审理，在田玉飞被一审判决后几天，杨国友在成都市双流县法院被一审判决11年有期徒刑）。另外，田案涉及“一个重量级人物是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德玉”，“田玉飞送给陈德玉50万元”，此前陈曾任犍为县的上级市乐山市市委书记。

田玉飞的案情表明，在权力阶层内部的人际交往中，“送礼”成风，金钱作为一个重要的交际符号，并不一定每一次送出都有直接的诉求，而只是一种礼尚往来。县长杨国友的女儿去英国上中学，县委书记田玉飞送去2万元。而县委书记田玉飞的妻子调往成都，县长杨国友家送礼3万元。

对田玉飞的起诉和判决中，向他行贿的有36人。但是，这并不表明只有36人向田玉飞行过贿。在田玉飞的交待中，有近百人向他行贿。“行贿人当中大到县长、小到科员，几乎县里各个部门均有给田送钱的。”下级部门行贿上级领导成为公开的秘密，包括日常行贿和解决临时的特别要求。有一个情节是，某镇为了向县财政要钱，镇财政太穷了，集体决定，向私人借了五万，记到财政账上，获得拨款后，从账上扣除返还给私人。一天晚上，他们找到田，在车上把五万元钱送给他。

田玉飞的律师提醒人们注意，行贿是一种官场文化。犍为某部一位领导向田玉飞送10万元，田玉飞说，你不要送了，你已经进常委了。行贿人从犍为追到乐山，从乐山追到成都，从客厅追到厕所，田玉飞“不收就要得罪人”。

田玉飞的“双规”意味着一条行贿链的局部断裂，立即引起官场震荡。消息一出，有人注意到县长杨国友家当晚没有关灯。而后杨国友被“双规”。接着，更多的人被“谈话”、“双规”或逮捕，犍为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局面。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事件影响所及，不仅是在犍为，也到了上级市和相关的县，也不仅在官场，甚至影响到投资环境。

知识文化与政治文化

犍为乃川南古镇，乐山东面出川的水路出口，李白诗“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中的“清溪”即今之犍为，现为乐山市辖下的一个大县。田玉飞升任县委书记的前一个任职的地方，乐山市沙湾区，是现代重要文人郭沫若故居所在。这一带的民间存有深厚的文脉，市民亦喜文好礼。本刊记者在犍为见到一本万行长诗，有史诗般的构架和气韵，从遥远的传说，一直写到田玉飞时期，满纸回荡着历史的烟云与现实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