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副主任王大夫：“作为我们来讲，你给钱，我给你做；你不给钱，我照样给你做，那样回家我才坦然，当你出事了的时候我回家睡觉都睡不好，老想着这，这谁来负责？比如说我们科来负担小葛的医药费，我们科，那不可能啊，那大家只能不吃饭。”

于小千：“这就是医生的困惑，可以说也是上升到医院层面也是院长的困惑，本来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尤其在医生有能力救的时候，因为费用的问题不能救的时候，这是医生最难受的。”

于小千告诉记者，所有这些有能力的医生为什么不能救救小葛，是因为国家对公立医院几乎没有什么投入，90%以上的开支都必须从病人的身上赚来，所以医院只有按照市场规律办，开支当中最大的部分就是人力成本，而于小千等人设计的海淀区新的公立医院将尝试一条不同的路。

于小千：“我们首先将人力负担解脱，管理者不用更多得，趋利性相对就少了。”

在这家全新的公立医院，不仅医生的收入直接由公共财政支付，所有固定成本的费用比如场地租金、医疗设备等等也不需要院长操心，也全部由政府承担，而这一切之所以能实现都与海淀区把医疗服务上升为公共服务有关。

自从海淀区把医疗定位为公共服务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海淀区公共财政对它投入的增加，为这家新的公立医院去要钱，于小千感到也容易多了。

这里提到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国有公立惠民医院，于小千希望这种医院能够替老百姓缓解看不起病的难题，其实，医疗本来就应该是一种特殊的公共服务，不应该以盈利为目的，那么，当然政府和公共财政就需要根据医疗服务的这种特点，做出相应的调整。北京市海淀区已经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尝试。

现在再回到前面提到的葛明艳，既然，海淀区有这样的好办法，那么小葛看病的问题是不是就可以解决了呢？　惠民医院的成立，为弱势群体带来福音

来京务工的葛明艳因为没钱治病，全家陷入了困境，我们来看看小葛的经济状况，小葛一家有五口人，全家每个月靠的就是220元的低保，是一个典型的低收入的家庭，他家全年的总收入不到三千元钱，就是几年不吃不喝，也做不起一次普通的手术，而小葛来北京打工的时候，又没有买保险，所以，小葛得病后得不到任何社会保险或者是商业保险，既没有社会保险，也没有商业保险，小葛想到了第三条途径，对他来说也是最后一条途径，这就是慈善救助。

今天小葛夫妇出门去找一种救命药，这种药一瓶就要2万多元，据说效果不错，药厂现在开展了免费赠药的慈善活动，但要得到这种药，小周首先要找医生写推荐信，今天小周已经是第十次出门了，每次都要骑几十里地，前几次，他们都没能见到这种药的注册医生，因为他们付不起昂贵的挂号费。

葛明艳：“说是有一个注册大夫，他也是100元钱的挂号费，我说算了吧，别去了，别去问那个药了。”

眼看着小葛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小周一咬牙，就挂了100元钱的特需门诊号，这样小葛夫妇终于能跟注册医生见上面了，按照赠药程序，小葛需要先做一系列检查，小葛重做了血常规和骨髓穿刺、还花了560元做了基因检测，但小葛还是得不到推荐信，因为她不是北京人。

注册大夫：“那么她也应该是回到她的当地去申请，哎，这样的话呢，程序上是这样的。”

周洪：“回一趟重庆，我们两个人坐那个火车硬座，坐一天一宿吧，到重庆，也就说费用我们得用，两个人得快500元钱。”

要得到救命药，小葛至少得跑上千公里的路回到家乡；至少得花半年的时间来重新做一系列的检查；至少得掏上万元来完成以上这些申请过程，因为她是外地人，不能在北京享受这个慈善捐助，而这块石头也被于小千踢到了。

于小千：“它开始有争议，比如说我们海淀做了一家惠民医院，就是弱势群体吧，会不会全北京，会不会全中国来，我们的财政能不能支撑全市的相对于救助的这种人群。”

流动的外地人在海淀区就有将近80万，很多是像葛明艳这样的低收入的劳动者，他们该不该享受海淀区公共财政的好处？经过磋商，海淀区政府决定这家惠民医院的大门将向所有人敞开，因为海淀区已经意识到医疗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

虽然大道理谁都会讲，于小千暗地里也早就算过帐，国有公立医院不会因为向穷人敞开大门而倒闭。

于小千告诉记者，公立医院的固定成本由财政支付之后，剩下的就是水电等浮动成本，而这将是大数法则，就是来看的病人越多，医院的负担就越小，2005年12月底，海淀区全新模式的公立医院上地医院开张了，不久这家小小的公立医院就来了一位客人，卫生部部长高强带来了他对目前公立医院机制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