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你怎么改变生活？

余：我们农村的孩子，想改变命运，只能靠读书来改变，太优越的环境对孩子也不好吧？我现在没有能力改变现状，那么我为什么不能乐观地面对困难？

新京报：现在很多人知道了你的事情，你怎么想的？

余：这个事情就是我的化学老师周老师给弄起来的，也是他带记者来的，他是个心地很好的老师，很关心我，我知道他是想帮助我，我也不太介意媒体的介入。

新京报：媒体采访之前，你知情吗？

余：知道，中考前周老师说过，他说让社会知道这种精神，看能否减免一些学费，我和父母都同意。

新京报：多数人还是对你这种生活感到奇怪的。

余：我想问你个问题，你为什么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有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来，我很奇怪为什么这么多记者给我打电话，不就是睡猪圈房吗？有什么奇怪呢？

他们打来电话问的问题都和你问的差不多，我就跟他们澄清，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现代版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的家庭无力给我提供一间好一点的房间，而我面对这种困难需要一个乐观的心态，并不是什么刻意地要通过这种方式来励志。

新京报：那你有没有想过让媒体给你澄清一下？

余：我当然想挽回影响，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办，心里还是有点烦，现在别人误解我，而这个局面很难改变了，我现在也是束手无策。如何面对未来生活？我现在感觉已经不是为自己读书

新京报：你拿到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没有？

余：6月29日收到了，我到学校取的录取通知书，7月1日去报名了，是周老师陪我去的。录取我的学校是崇州第一所重点实验学校崇庆中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中学了。

我去报名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知道我的事情了，周老师给学校的老师讲了后，校长很感动。学校就把我的学费、书本费和住宿费都免了。

新京报：这么看来那个报道对你还是有些帮助的？

余：（考虑了一会儿）是的，但是我觉得负面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其实我也很矛盾的，省了这笔钱对父母来说减轻了很大的压力，而我如果没有得到这个帮助的话也很可能就辍学了。但是社会舆论的压力也很大，我不知道这个学费到底该不该免，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事。

新京报：你说过高中三年还住猪圈房，现在可以住校了，还会住猪圈房吗？

余：现在乡政府正在猪圈房边上给我们盖一间新的灶房，盖好后我就住到现在的灶房里去了。周末我回家只需要住两天了。

新京报：你现在有压力吗？

余：现在这种情况已经逼得我不得不努力了，以前是自己要求自己努力读书，现在外界压力的成分更大些，如果学不好会很丢人，我现在读书感觉已经不是为自己读书了。

新京报：除了课本外，你还读过什么其他书？

余：我的数理化学得比较好，经常在班里考第一，但我很渴望自己家里能有很多世界名著让我读，因为我们农村中学的图书馆里没有这些书，而我也买不起，所以只是特别爱看语文课本里附录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一段，虽然内容不多，但是也足以说明问题，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坚强。

新京报：有没有设想过高中开学的时候怎么面对同学和老师？

余：想过好多次，但是现在压力大，想不清楚，我担心和同学之间是不是能平静相处，别人会不会歧视我，想得也挺复杂的（她难得地笑着说），不过我会好好读书的。

新京报：媒体报道后，你怎么看自己突然成为“名人”？

余：他们（媒体）忽略了我的存在。

■外围

让孩子从3岁起就单独住在猪圈房里，父母不会担心吗？老师又是如何看待学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学习生活的？记者对余平的父母和老师进行了电话采访。

余平父亲：“有人说我们借机骗钱”

新京报：你家有三间房，为什么余平还会睡猪圈房？

余文福（余平父亲）：我家一共三间房子，一间我和她母亲住，一间灶房，一间堂屋，在农村堂屋是不能睡人的。

新京报：为什么余平3岁就住猪圈房了？

余文福：当时没有地方住，而且和我们住一起也不方便。

新京报：你们怎么看女儿睡猪圈房这个事情？

余文福：她学习一直很刻苦，当时住在猪圈房里我们心里特别难过，自己的女儿谁不疼？但是家里真的没有房子，只能这么祝

现在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村里说什么的都有，有的人当着面说好听的，背地里说我们对女儿不好，借这个机会骗钱。我们现在压力特别大，我们和女儿都受不了了，不想再接受采访了，我们以后也不会再接受任何人捐款了。有两个成都人包了我女儿以后三年的生活费，现在不需要外界一分钱的捐款，如果再有，我们一律会退回去，这个事情让我们心里很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