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周刊》：那你们五月天内部呢，谁是保罗·麦卡尼，谁是约翰·列农？

　　阿信：其他四个都有这样的潜力，基于这种情况，我把录音室里的笔和纸都藏起来了。

　　《音乐周刊》：你给别人写歌都有什么要求？

　　阿信：有些人找我写歌是随缘的态度，有些人就是抱着志在必得的态度，给我他们的棍子和胡萝卜，经常电话我打听今天我做了什么，我就不好意思说我今天跟朋友出去逛街，我会说我在写歌词，这样子就一定得及时写完交给人家。

　　希望可以戴上“作家”的头衔

　　《音乐周刊》：有人说，诗不一定都可以作为歌词，但是每一首歌词都是诗，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阿信：我觉得不一定，歌曲比较好定义，但是你看最近经常出现在电视里的“美好时光海苔”那首广告歌，那是不是诗就会比较有争议了。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的歌词都是诗？

　　阿信的经纪人(插话)：不是他觉得，我记得1999年李宗盛第一次看到阿信的歌词时，他就觉得像一首诗，他说阿信的歌词完全不一样，有特殊的人文气味。

　　阿信(猛地回头)：他怎么从来没跟我说过？

　　《音乐周刊》：你觉得你本人有没有诗人的气质？

　　阿信：什么是诗人的气质？所谓诗，应该是有文字上的美感、有想象力以及词句的跳跃等等。像我1999年写的《拥抱》这首歌，“等你清楚看见我的美，月光晒干眼泪。”月光怎么能晒干眼泪呢？其实是说你这一辈子都看不到我的好，这同时包含了控诉，包含了期望，包含了画面的感觉——月光下痴情的人，眼泪在不停地流着。我们写一首伤感的歌，不见得都要用控诉的文字，不是每个人都那么苦，好像“我对你那么好，你却跟着别人跑。我对你一片忠心，你却那么无情”这种的，应该会是用更美更有想象力的方式。其实我很感谢发明造纸术的蔡伦，很早以前我们都是写在羊皮或树皮上，每写下一个字都非常珍贵，所以一路发展下来，华语的文字拥有了组合上的美感。华人的方块字像积木，展开来是无意义的方块，但不同的组合却有不同的含义。

　　《音乐周刊》：你平时写歌词用电脑还是用纸？

　　阿信：我用竹片……哈哈，假的，我用电脑。

　　《音乐周刊》：你也说以后还会继续出书，那么下一本书也是这种方式吗？

　　阿信：目前还保密，不过希望下一本书出来的时候，可以当之无愧地戴上“作家”的名号。我衷心希望当脱掉五月天主唱的名号之后，你可以不喜欢五月天，但是还会喜欢阿信。

　　《音乐周刊》：你很喜欢“作家”这个名号？

　　阿信：每天晚上都付出那么多努力，当然希望面对大众的时候有更多的自信。每天电视只能开着画面，不能听声音，像这样的夜晚我过了六年。

　　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

　　《音乐周刊》：这本书中，方文山说你的歌词是摇滚诗，可是当歌词脱离摇滚的旋律之后，又如何让人感受到摇滚的气质呢？

　　阿信：对我来说，摇滚是一个剥离理智的过程。我觉得我们长大成人所受的教育，很大的一块就是要把你的纯真、天真从身上活生生的连血带肉地给剥下来。那些东西对我、对每个人来讲都是很珍贵的。所谓的长大就是你变得世故、冷漠、圆滑，就像脚上长的茧子，穿了新鞋都不会痛。我自己的创作是一直在搜集那些被剥离下来的血肉，要逼着自己看那些心中原来是属于你但是现在已经残破的部分，其中也包括了很多要逼视自己的弱点的部分。除了迎合市场的那些情歌之外，你还会在我的书里看到很多无法实现的梦想、人生中遭遇的生离死别，甚至于青少年暴力的问题。我自己觉得我的作品内容是很真实的，即使是不真实的想象，都还是可以找到人生中对应的部分。

　　《音乐周刊》：那你有没有逼视到自己的弱点？

　　阿信：有啊，我整个身上都是弱点。有人问我为什么总是可以写出《咸鱼》这样鼓励人生的作品，其实这种励志的歌很多人都在写，但是很容易写成口号的串联，写着写着自己都不知道在写什么，那种歌词是很空的。我希望写出更扎实的句子，如果我们受到诋毁，甚至承受了很多不该承受的烙印在身上，你要相信，“被火烧过的地方，才能成为凤凰。”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悲观很懒惰的人，我就是因为太懒惰了，总是要找借口，弱点一大堆，所以自己最知道怎么说服自己，所以可以写出“我的手越是肮脏，眼神越是发光”这样励志的句子。在出道之前，我曾经在室内设计的公司打工，盖房子、磨水泥我都做过，手虽然很脏，心里却沉甸甸的。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做过，才能够写出真实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