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然而，从这些表面的对立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精神的一致。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必须面对外在压力并对此臣服"的现实感催生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不同于罪感文化。罪感文化的主要特征是诉诸于良心与超现实的"超越者"--"对超越者而非现实者的敬畏是忏悔者自发（主动）地产生忏悔自我''罪恶''的道德冲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