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出动4万警力，117条武警搜索犬，419辆巡查车辆，设立289个武装检查站，对重点地区清查7.9万次后，周克华被就地正法。
令人唏嘘的是，这个“非常有心”的周克华在揣摩了前人作案的经验后，还是在同一个地方栽了跟头：败给了女人和手机。
周克华在有了女友后，开始使用手机。据称，周克华每次作案之前，都会跟女友联系，告诉她自己即将作案的一些想法和思路。在“8·10”持枪抢劫案发生后，警方立即对周克华的女友进行监控，在周克华被击毙前，警方已经提审了其女友。而在他跟“女朋友”通话时，说10日没搞到什么钱，准备在14日“再干一次大的”。这个电话被监听，导致周克华行踪暴露。
有人说，周克华用了8年的时间终于打光了所有的底牌，同样的，在这8年的时间里，警方也打光了所有的刑侦底牌。
对此，倪铁的看法是，用光了手段，至少说明警察在尽力而为。他表示，人们也要冷静理性地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要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并不是所有案子都能侦破的。在业内，有些案子不管你用什么手段都是无法侦破的，它们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死案’。造成‘死案’的原因有很多，比方说证据灭失，证据压根找不到;或者当时的技术手段无法对现场进行分析;还有的情况是，证人不愿意出来，也有可能是嫌犯自己先死亡了。”倪铁说。
在周克华被击毙后，从他身上搜出两张电影票：分别是11日和12日上午10点多的《听风者》和《太空一号》，一部谍战片和一部逃狱片。
倪铁说，现在有很多的影片对犯罪细节的描写都是非常精确的，揭秘的东西又很多。这样的话，无形中，也为周克华提供了学习犯罪技巧的途径。“当然，还有报道说，他还时常上网浏览关于自己的新闻报道，或混迹在人流复杂的公共场所旁听市民聊天，来研究警方的行动部署，以此更改作案方式和生活习惯。”
据倪铁介绍，2000年前后，公安内部经过科技平台的建设，全国的警察系统进行联网，信息库开始建设，实现了档案化、系统化。
“警方的科技平台一定要用起来。我们现在有失踪人口信息库、枪弹痕迹库、指纹库、足迹库等，这些我们都要充分地利用起来。同时，警民关系要协调好，老百姓有信心愿意向你举报，信任警察，不能出现举报后被人报复。然后，媒体在公开细节的时候，也要适当注意，该保密的要保密。”在面对类似周克华的罪犯时，倪铁建议，刑侦也要有公关，要跟媒体进行良好的沟通。
同时，倪铁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年轻警察对于高科技手段太过于依赖，常规措施上的技巧反而不如以前的老警察，“组合拳，即常规手段和高科技手段相结合的手段变弱了。动不动就是调录像，要不就是看看手机能否监控，如果都不行的话，破案的效率就会降低。这也是目前碰到比较大的问题。
游伟对此也相当认同。他进一步表示，凡是作大案的人，都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能力大小与个人的经验、经历有关。在犯罪和遏制犯罪的过程中，都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以前我们的手段都是秘密的，但现在比较公开化了。我们在刑侦方面的一些进步，也都是在特殊的案件发生之后才有的。”
游伟说，套用一句老话，这就叫：邪终不能胜正。
对底层人群的关注，倡导对生命的尊重，才是从根本上防止下一个‘周克华’出现的首要任务。
记者|王若翰
周克华死了，但人们似乎仍然心有余悸……
从犯罪心理学角度分析，周克华的犯罪历程仍存在着诸多疑点。是什么让一个沉默寡言的少年，最终成为静静蛰伏在暗处伺机扣动扳机的杀人狂魔?曾经因贩卖枪支被判刑的经历，以及不为人知的缅甸之行，到底在周克华的人生中留下了什么?在点滴细节的拼凑分析中，一些不为人知的过往，渐渐浮出水面，填补着周克华调查中的几处空白。
噩梦起源
在对周克华的犯罪心理进行解读分析时，上海市心理卫生学会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主任徐光兴直言不讳地指出：“现在很多犯罪心理学家，把周克华的杀人犯罪动机，归纳为简单的谋财，认为其并不存在仇视社会的情绪，在我看来并不尽然。”
徐光兴表示，周克华的犯罪行为表现出了典型的“变态型人格障碍”特点。这类人群的三大特征是：1、仇视社会;2、以杀人为乐;3、产生杀人强迫症心理，杀人上瘾。
纵观周克华的成长史，其内向型的性格为他日后报复社会的行为，埋下了一颗危险的种子。重庆市沙坝区井口镇二塘村是周克华的出生地，在26岁结婚以前，他一直同父母生活在这里。在村民的眼中，周克华为人老实、不偷不赌、不爱说话，甚至有些不合群。虽然在其17岁时，曾有一次因调戏妇女被治安拘留14天的经历，但这似乎并不影响村民们对他“很本分”的评价。
客观分析，周克华在成长过程中，确实承受了一些来自外界的压力。年幼时父母频繁的争吵，以及一家人在村里生活的相对孤立，使周克华的童年与其他同龄人相比更加压抑。
17岁的周克华因调戏妇女被拘留时，恰逢1986年建国后第二次严打。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刑法教研室刑法教授沈亮在接受《新民周刊》专访时，针对这段经历，提出了自己的大胆猜想。沈亮认为，从严打期间被治安拘留14天的处罚来看，周克华当时所谓的“调戏妇女行为”应该是情节极轻的。第二次严打期间，流氓罪涉及范围很广，基本上就是一个“口袋罪”。当时因为打架斗殴被判处死刑的案例不胜枚举，仅就调戏妇女而言，因此获罪入狱的也大有人在。在今天的刑法中，调戏妇女情节一定要有一定的严重性，能够构成猥亵，才能被追究法律责任，而在当时，仅仅是一句玩笑的话，就可能招来牢狱之灾。
综合分析，严打期间的14天拘留，已经是轻得不能再轻的处罚，据此沈亮认为，周克华当时可能仅仅是对某位女性说了几句带点挑逗性质的话而已，而这几句话为其带来的后果，在今天看来，显然有些过于严厉，加之其父周正喜，也是因生活作风问题被从城里下放到农村，后与离异带着两个孩子的周母成婚。因此，此事件对少年周克华的心理影响不容忽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