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近30年4千官员外逃 人均卷走1亿
据《新华网》2009年02月25日报道，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的一项统计报告显示，过去10年逃往北美和欧洲等地的中国腐败官员达1万多人，携带出逃款项达6500亿元人民币以上。
2010年1月8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通报消息：近30年4千官员外逃， 人均卷走1亿。
同样是来自《新华网》的官方消息，一个说是10年外逃人数1万多，一个说是30年外逃人数5千，看来在我国统计数字的确误差巨大,结果如同新华网一文标题《真实的外逃人数无从计量》。
新华网:中国编织全球追贪网：真实外逃人数无从计量
贪腐官员远遁海外的案例近几年并不少见，每逢肃贪风声一紧，便有人闻风而逃往国外，利用中国与他国法律不对接的空子，就此逍遥法外。
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周金伙,是贪官在任，外逃美国，名声特大，惊震世界，据说周金伙逃美后，美国之音还作专题报导。
时后媒体报道:周金伙是在福建省委和省纪委领导找他谈话后外逃的，省纪委就此事专题向中央纪委作了汇报。问题出在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对他进行监控。
博主认为，中纪委、中组部，中共中央应尽快明确规定：凡裸官者不能就任公职。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我国会出现这么多“裸官”、“逃官”现象，总的概括说，有七大方面的原因：
（1）我们的官员信仰上出现了严重危机；
（2）我们的监管制度不健全，民主监督力度太小，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
（3）我们官员的权力过大，给贪官为所欲为创造了条件；
（4）我们社会风气不正，导致很多拉贪官下水的“纤夫”大量存在；
（5）我们干部管理制度上存在漏洞，没有就任前，就官员对国家忠诚度加锁；
（6）我们上级领导或主管部门睁只眼闭只眼，给了贪官们 “可持续”钻空之机；
（7）我们的亡羊补牢工作做得不好，大量的贪官被发现后，因为种种关系不被处理或轻微处理，致使“进行中”的贪官胆大妄为、前赴后继。
“裸官”现象，早在官场中暗中流行。就象买官卖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初,在莆田经“猪哥书记”操作买卖大肆流行，举报人博主反而冠上诽谤罪名打入大牢，制度漏洞和监管乏力，让莆田“猪哥书记”们偷着乐，结果，莆田市委书记许开瑞由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率队查处仅仅免职了事；莆田县委书记、北岸党工委书记郑海雄大捞特捞，捞足开溜，搞全家人间蒸发；莆田市委副书记、市长、政协主席陈少勇，不断得以带病提拔，结果越腐越提拔，从宁德市委书记过渡三年，就一下子爬上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省直机关党工委书记的高位，大权在握，炙手可热之时，将二奶和私生子等全部移民澳大利亚。
“裸官”现象，百姓早有举报，就象周金伙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任福州市副市长就裸官，福州市干部群众早有举报，周的妻儿早已移居美国并有绿卡，二奶和私生子早移居香港，可是组织上仍让周金伙当选福州市副市长、宁德市市长、福建省工商局长，结果让周金伙捞足了几十个亿人民币跑到美国享福。
事实不断证明，裸官者，便于将腐败所得脏款转移出境，又为自己腐败一旦暴露留好后路。即使不慎“翻船”、外逃又未成功，一人“受过”，也可保得家人安全富足。而事实上，“裸官”如庞家钰未能出逃而落网者，远少于成功出逃者。“能捞就捞，不行就跑，跑了就了”，似乎已成了贪官们心照不宣的“心诀”。而成功外逃，说明贪官早作好大捞特捞后外逃，是行之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