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张安芬就跪在那里任由对方辱骂，两个多小时后，她被带至关押刘仕华的屋子，跪到夜里两三点钟，又有一个民警提审她。这回是在一间办公室，她还是跪在墙角，张安芬反问对方，有什么证据证明她两个女儿卖淫，“你在哪个床上抓到的，抓到哪个男的？”
就这样她始终没有承认女儿卖淫，笔录做好后，张又被带至刘仕华的那间屋子，一直跪到第二天，也就是3月17日中午的12点。
11点30分，刘芳芳与刘莉莉被带到张安芬的面前，民警问，两个孩子回家能不能进屋，张安芬说我不知道，门是你们关的。民警又问，如果进不了屋怎么办，张安芬回答，姑娘自己想办法，撬门还是别的方式。
两个女儿走后，张安芬夫妇被带到一间办公室，警员说，我们抓错人了，但是你们俩夫妻不那么好出去了。
“你们想怎么办？”张安芬问。
“你们袭警，要交罚款。”警员回答。
张安芬一听，知道自己可以出去了，“你们说罚多少钱？”
“哪里有讨价还价的，你们自己谈。”对方回应。
“警官，我们受你们处置，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嘛。”张安芬说。
警员还是要张安芬自己开价。
张安芬表示家里没钱，刘仕华又要吃药，我们就出1000元，怎样？
“不行！如果拿不出钱，就把你们送进看守所，”警员回答，“1000元能做什么，你们打伤了我们的人，不能上班，还丢了多大的脸。”
张安芬又被吓住了，警官要求刘仕华开价。刘仕华说，我们拿3000元给你们。
“可以，可以！”警员说。
张安芬忿忿不平，她说王家桥所有的干警她都认识，打他的人、审她的人她都能认出，但是后来记者试图让她一起去辨认，她说，“我实在是被整怕了，不敢去，检察院让我去认，我是认出来一个，刘仕华还有普恩富认出了两个。”
价格谈妥后，警员要求20分钟内必须把钱送过来，超过一分钟就要把人送到看守所去。张安芬被扣下，刘仕华去取钱。从王家桥派出所到张安芬家要走半个小时，刘仕华吓昏了头，方向居然走反了，后来被一个熟人送到了银行。
钱拿到派出所，民警不肯接，让联防队员自己过来取，张安芬曾经看到这名联防队员早上洗脸时脸上没有伤痕，但是现在居然一只眼睛蒙着纱布。
保安接过钱，说大家都错了，这是一场误会，希望张安芬夫妇理解。张安芬要求打一个收据，被拒绝。
12点多，夫妇二人回到家中，看到已经回家的刘芳芳、刘莉莉躺在沙发上，喊身上到处都痛，一家人抱头痛哭。
对于在王家桥派出所挨打的过程，刘芳芳心有余悸，不愿回忆，她说审讯他的民警就一个男的，也是一边骂“小烂斯”一边逼她承认卖淫。
刘芳芳被打了二十多分钟，扇过耳光，而她跪了一夜后，因被审讯的民警连续踢了多脚，以至一度昏厥，新买的牛仔裤膝盖处也被踢开了一个大口子。刘芳芳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卖淫，张安芬补充，刘芳芳的手因为被拷得过紧，肿了多日。
至于刘仕华，“被打得可惨了。他们拿书垫在刘仕华胸前，用警棍使劲捶，腿上也被打得厉害”。陈艳说，爸爸回家后，往伤口上抹药水，她看了，“哇，好惨啊！有青，有红，有肿，没有破。胸口一大块是红红的”。
至于普恩富，肋骨断裂了两根，不过，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曾解释，很难说普恩富的伤就是在派出所里造成的。
张安芬说，自从刘家6月份第二次被抓进派出所，普恩富就消失了，再也联系不上，“很奇怪。”
申冤，其路漫漫
此后，刘家开始了申冤的艰难历程，张安芬说，太冤枉了，挨了打、罚了钱也就罢了，两个姑娘的名声实在太难听了，才十三四岁，让孩子以后怎么做人。
刘家挨打的两大两小，接连吃了几天的止痛药，打了几天的消炎针，3月18日，四人与普恩富一起去了昆明市法医院，做全面检查与伤痕鉴定，并且给刘芳芳、刘莉莉做了处女膜检查，以给两个孩子恢复名声。结果，刘芳芳处女膜陈旧性破裂，而刘莉莉处女膜完好，张安芬当时都慌了，“这下子怎么说得清？芳芳说，是我们带她去老挝打工期间，她骑单车，摔倒过”。
从3月中旬至5月底，刘家一直在昆明市公安系统上访，后来在检察机关介入后，五华区公安分局开始协商与他们私了。协商一共进行过两次，第一次，张安芬提出了16万元的赔偿金，其中两个女儿的名誉损失费一共12万元，夫妻俩的医药费、赔偿金共4万元。
5月25日，刘家找到了《云南信息报》，张安芬说，找媒体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媒体的力量，向社会宣示她的两个女儿都是清白的。不多日，五华区公安分局再一次约他们协商，本地某记者便以“表弟”的身份参与了这次协商，
由于考虑到为普恩富治伤，刘家用去了近3万元医药费，因此刘家将赔偿金提高至20万元。张安芬说，他们从来没有提过30万元的数字，不知道外界怎么传出来的。
五华区公安分局认为这是一个天文数字，他们只同意赔偿1.7万元，如果刘家不同意，可以去法院起诉。
第二天，张安芬让刘莉莉冒充刘芳芳重新做了一次处女膜检查，对于这次造假，张安芬说，她的目的只是为了还给刘芳芳一个清白，这样好说服别人，而不是为了索取赔偿。“现在想来，我隐瞒了实情，害了那个记者，听说他现在按要求休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