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方相持不下。当时汇源刚刚投出20余亿在全国布建工厂、拓展基地，帐上资金早已经所剩无几，要拿出8个亿的人民币简直是天方夜谭。德隆在北京汇源长期派驻财务人员，唐万平对此当然了然于胸。而朱新礼对德隆大厦资金的实情、是否有能力买并不确知。然而对德隆危机的猜测，其行事风格的前后反复，每时每刻都提醒着朱新礼他的产业帝国将面临巨大的风险。从2003年元旦开始，三个多月过去了，谈判却依然毫无进展。
为了打破僵局迅速摆脱这个大股东，无奈之下朱新礼想到了一个“对赌”的计策——给双方“最后一星期”的“死限”，“不管是8:1还是9:1，要么你买我的49%，要么我买你的51%，一个星期，谁拿得出现钱谁来买！”朱新礼向唐万平发出最后通牒。因为料定汇源肯定拿不出钱来，唐万平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
朱新礼称这是一个背水一战的决定，而催促他做出这个决定、催促他设定“死限”的，就是“太紧迫”的直觉，“时间太紧了”、“不能再拖了”、“我急于了结这件事……”直觉强烈的朱在事后回忆当时情形时反复说道。
最后通牒是下了，但是朱新礼并没有胜算的把握。“如果他当时有钱，我肯定也就别无选择地卖了。”
唐万平提出了德隆的收购方案：德隆可以先支付5000万到1亿的现金给汇源，余款三年内付清。汇源的一些高管和律师对唐的方案表示满意，理由是获利甚丰，朱新礼完全可以拿这部分钱再回头去做那部分没有装在合资公司里的果汁原料(浓缩汁)业务。“德隆那么大，还债能力应该没什么大问题。”朱频繁会听到这样的话。
及至今天，朱新礼亦心有余悸，“如果当初就这么卖给了德隆，怎么等得到它三年内把余款付清？出事后银行马上就会把汇源给封了……”
所幸朱新礼当时坚决要求“不论是由谁买，收购资金必须一次性全部打到对方账上。”朱算了一笔账，其时德隆已经陆续从汇源合资公司中借走了3.8亿人民币，加之早期与汇源组建合资公司时承诺持有51%股权支付5.1亿资金，尚有2亿左右始终并未到账。以8亿元收购价格来算，汇源如果能筹到2亿，买下对方股权就没有什么问题。
离开上海的谈判桌，一回到北京，朱新礼最先跑到了顺义县县委书记的办公室，朱将赌注押在了区政府方面。从1994年汇源自山东搬到顺义区开始，11年来在企业发展和个人行事风格上都极为稳健的朱新礼，在政府方面积累了丰厚的人脉资源。在县委书记的办公室里，朱新礼开门见山：“汇源遇到了问题，德隆想买汇源，我们也想买，银行贷款已经来不及了……”书记问道：“你需要多少钱？”“两个亿。”
“没想到一下子就解决了！第二天上午两个亿就拨过来了！”已经准备被德隆收购的朱新礼，霎时间在这个赌局边缘反手得胜了。“料定汇源拿不出钱来的唐万平一下子傻眼了！”朱新礼掩饰不住的得意。
无力回天的德隆在2003年4月终于退出了汇源。
在双方协议分手约一个月后，2003年5月16日新疆屯河公告以5.3亿正式出售其所持北京汇源51%的股份。在公告中人们赫然发现买主竟然是名不见经传的“湖北威陵”，这家刚刚完成改制的国有企业，主营纺织及贸易，从未涉足饮料产业。传媒迅速猜测究竟什么原因使双方突然分手？湖北威陵充当哪种角色？一贯在收购上控制力极强的德隆何以放手汇源？
对于为什么回购要借“湖北威陵”之名，2005年4月6日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朱新礼直言，“这是应德隆的要求。当时太敏感了，他们害怕汇源直接回购，会引发外界对德隆不利的猜测。”于是朱新礼找来自己的朋友湖北威陵方面出面充当收购人。
“反反复复，老天的帮助……”对于戏剧性地脱离德隆，朱新礼感慨道。为何是“老天帮助”，朱举例说，作为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德隆完全可以坚持不卖，迫使德隆接受这个“赌徒式”提议的关键是“唐万平突发脑溢血”。在上海谈判期间，唐突然跑到浙江去，据朱新礼估计很可能是为了在当地筹措民间资金。从浙江回到上海的第二天，身心焦虑的唐万平突发脑溢血，“之后多半年里都无法说话”。见二哥落得如此情形，唐万新很痛苦，加之唐家全部扑在了抢救工作里，根本无力顾及与汇源的股权争执，唐万新终于松了口，“算了，把汇源卖给老朱吧。”
“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在里面，就像唐万平的病，你如何能料到。”对于全身而退的经验朱如此总结。
德隆时期留下后遗症
1992年朱新礼接办了一个负债1100万、停产3年、已经倒闭的山东沂源县县办水果罐头厂。进入伊始，朱新礼就以承担负债方式，联手一家港企完成了对该企业的产权改革。当年的这一远见使朱新礼规避了产权不清带来的种种后遗症。第二年通过对国内外市场的考察，朱新礼将罐头厂的业务调整为浓缩果汁。1994年朱新礼力排众议将汇源总部从沂蒙老区搬迁至北京市顺义县，并创建了北京
